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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學視角觀之，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因為極難產生議會席次穩定過半的大黨，故往往都要組成政黨聯盟，拿下議會過半席次，才有執政可能。換言之，倘若有關鍵小黨退出執政聯盟，政權將被迫垮臺重新大選；若遲遲無法形成席次過半的執政聯盟，國家將在僵局中原地打轉。

以色列之所以在近期上演了3年即將5次大選的政治荒誕劇，便是因為不同的關鍵小黨議員先后退出執政聯盟，導致政權瓦解，只能被迫深陷大選怪圈；德國則曾在2013年聯邦大選后進行了85天的政府組成談判，比利時更曾在2010年至2011年發生長達541天的政府難產危機。

但即便“比例代表制”容易導致小黨林立，倘若伊拉克議會能產生席次過半的執政聯盟，也不至于導致僵局。但在比例代表制外，伊拉克又為追求領導人的代表性，采取了類似黎巴嫩的宗派分配制（Muhasasa Ta'ifia），規定總統須由庫爾德人擔任、總理須為什葉派、國會議長為遜尼派，而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后，須經三分之二同意門坎選出總統，總統再任命總理，并經議會表決批準后就職，如此方能形成政府。

換言之，伊拉克的政黨聯盟存在兩層執政門坎，除了與多數比例代表制國家相同的二分之一議會席次外，還有一道與推選總統相綁訂的三分之二多數門坎。如此設計放諸多數西方國家，都是過于嚴格的標準。

而比例代表制在伊拉克實踐多年，即便2021年的伊拉克議會選制有所調整，由純粹的比例代表制改為不可轉移單票制（SNTV），但其目的同樣是增加地方的代表性，對小黨存續有利。故短期之內，伊拉克政治型態都不可能發展出美國這般典型的共和兩黨對決制，而是會持續多黨林立的態勢。

如此結構，一旦遇上撕裂共識的政治氛圍，便容易觸發政治僵局。而這便是導致此次沖突的另一個原因，也是“后薩達姆時代”的第二個政治困局：伊朗對伊拉克的干預。

伊朗對伊拉克的干預

簡言之，伊朗支持的政治勢力曾在伊拉克呼風喚雨，如今卻漸遭伊拉克民意排斥，原本團結的什葉派陣營亦為此分裂，間接導致了此次長達數月的政治僵局，以及后續失控的流血沖突。

回顧伊朗對伊拉克的介入，可追溯至2003年的美軍入侵。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伊朗憂喜參半：一來，薩達姆政權與伊朗有過8年的兩伊戰爭血仇，如今一朝倒臺，伊朗自然歡欣鼓舞；二來，伊朗亦會擔憂，繼阿富汗與伊拉克之后，自己可能成為美國下一個軍事干預目標。

2003年3月20日：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意圖推翻薩達姆政權。圖源：視覺中國

幾經考慮后，擔憂最終壓倒了雀躍，伊朗決定先下手為強。故自2004年起，德黑蘭開始支持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包括最初期的“馬赫迪軍”（Jaysh al-Mahdi），以及2006年以后崛起的“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等。2011年美國正式宣布將從伊拉克撤軍時，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已創下近代以來新高。

伊朗總統萊希會見伊拉克外長侯賽因。圖源：視覺中國

2014年后，“伊斯蘭國”開始在敘利亞、伊拉克之交肆虐，伊朗更是把握了這一戰略機遇，積極擴張軍事影響力。第一，伊朗統合了自己于伊拉克境內支持、培訓的武裝團體，使其組成“人民動員部隊”（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簡稱PMF），與伊拉克軍隊共同執行反恐任務。第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圣城旅部隊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入境伊拉克協助伊軍與“伊斯蘭國”作戰。

2017 年底，“伊斯蘭國”政權在各方圍剿下垮臺，但伊朗的軍事存在已然扎入伊拉克，部分武裝團體更在2018年共組“法塔赫聯盟”，參與全國大選，并如前所述獲得48席的好成績，是當年的議會第二大派別。

但也就在2018年5月，特朗普對伊朗發動了“極限施壓”，不僅單邊退出2015年簽署的伊朗核協議，更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領導人實施制裁。

2019 年起，駐伊美軍與親伊朗民兵對峙加劇，前者開始對后者的陣地發動襲擊，后者亦會回以顏色，雙方沖突在2020年1月3日白熱化：美軍無人機于巴格達機場發動空襲，成功擊殺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以及副指揮官穆罕迪斯。

伊朗此后雖對美軍基地展開回擊，但無奈形勢比人強，德黑蘭只能咬牙切齒，誓言“要將美軍逐出伊拉克”，實際上是一邊與美軍進行互射火箭的騷擾戰，一邊暗自期待美軍能像撤出阿富汗般，幾乎全數撤出伊拉克。

但由結果來看，駐伊美軍人數雖持續減少，卻始終沒有完全撤出，根據2021年1月數據，駐伊美軍人數由5000多人減少到2500人左右，但與此同時，北約卻應伊拉克政府要求，將駐伊兵力由500人提升到4000人。短期之內，伊朗要完全排除伊拉克境內的其他武裝勢力，應是相當困難。

此外，伊朗也面臨伊拉克內部的洶涌民意沖擊。2003年以降，伊朗之所以被不少伊拉克民眾視為正義使者，是因發動戰爭的美軍承擔了“入侵者”的邪惡形象，“伊斯蘭國”的惡名昭彰更讓參與反恐行動的伊朗身披道德光環。然在美軍逐步撤出伊拉克、“伊斯蘭國”倒臺的時空下，伊朗逐漸淪為占據伊拉克的“新入侵者”，關鍵原因有二。

第一，部分伊朗支持的民兵自視戰功卓著，便自認能不受伊拉克法律管束、不受伊拉克政府控制，開始在政治、經濟、安全領域橫行霸道，不僅參與不透明或非法經濟活動，更自設檢查站征稅、開設建筑公司強包工程、干預海港運作，甚至被指控犯下多起針對反伊朗政治人士的暗殺等。

第二，上述種種行徑，既讓伊拉克政府如坐針氈，更讓不少民眾心聲厭惡。但后者眼見政府無所作為、任由民兵干涉伊拉克內政，自然會更加怨恨伊朗，從而形成強大的反伊朗民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