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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五次人大釋法有何不同？

針對海外大律師獲準代理國安案件，11月28日晚，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接連發聲，支持特區政府依法采取措施。

其中，港澳辦明確指出：

“香港有關法院批準由英國御用大律師代理黎智英案，與香港國安法關于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規定相悖，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

田飛龍表示，香港國安法是由中央立法機關所制定的，關于立法原意的理解和解釋，中央是最權威的。而國務院港澳辦的意見代表中央的立場，其表態值得重視，也對未來人大釋法的原則和方向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李曉兵認為，黎智英能否聘請英國律師，稱得上是香港國安法實施的一次“考驗性案件”，“目前來看，香港特區各級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其著眼點以及基本的思路和立場還是比較一致的。”

“在過去25年中，香港法院的整體表現有可圈可點之處，其憲制角色不僅獨特而且非常重要。就一般意義上的法治實踐和法治傳統的堅守來說，香港特區法院的司法過程是能夠給我們信心的”。

不過李曉兵指出，在憲制層面，也就是涉及中央和特區關系，涉及特區行政、立法、司法關系方面，香港特區法院的認識和判斷則是存在缺陷的。而在涉及外部政治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方面，香港特區法院更是缺少經驗，這也成為了整個香港特區法律制度和法律實踐的短板。

李曉兵認為，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在法律層面補上了香港的“國安短板”，但真正落實維護國家安全，還需要通過社會層面對國安法權威的尊重，以及各政府主體嚴格執法這些法律實踐過程來予以落地，包括司法機關對唐英杰案、譚得志案、黎智英案等這些標志性案件的判決、裁定，“如果香港特區法院能夠在這方面給我們信心，那么香港就真正意義上過了這一關。”

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案，由3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和李運騰（左至右）審理  圖源：星島日報

在李家超就黎智英案向中央建議提請人大釋法前，香港特區曾經歷過五次人大釋法，分別就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1999年）、香港政制改革（2004年）、行政長官任期（2005年）、外交豁免權（2011年）以及立法會議員宣誓問題（2016年）作出解釋。

田飛龍介紹，前五次人大釋法，既有特區政府提請釋法，也有香港終審法院提請釋法，更有中央主動釋法。但以上都是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而這一次是特區政府首次就香港國安法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程序和基本法有所不同。

“香港國安法本身沒有對釋法程序做出更細致的規定，所以這一次會按照《立法法》規定的全國性法律解釋程序，其中未規定征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意見的步驟。”

但田飛龍補充說：“考慮到香港國安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與基本法有密切的關系，我認為，作為一種工作慣例，以及人大釋法對嚴謹性和專業性的考慮，還是有必要咨詢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把國安法和基本法的人大釋法做一個銜接，能夠更好地促進對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理解和維護。”

“移交內地是備選，但非優選”

在李家超建議提請人大釋法后，香港特區律政司于11月29日向法庭申請要求押后黎智英的案件。李家超表示，相信中央會重視他提出提請人大釋法的事，并且盡快處理，并認為有了人大的釋法結果，再去處理黎智英的案件是最合適的。

不過近日香港也有法律界人士援引香港國安法第55條指出，如果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復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確有困難，或者出現香港特區無法有效執行香港國安法的嚴重情況時，經特區政府或者駐港國安公署提出，并報中央人民政府批準，由駐港國安公署對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可以將黎智英依法移送內地受審。

田飛龍也提及，香港輿論有一些意見，認為有關裁決表明香港終審法院不能準確理解香港國安法，沒有這種管轄復雜國安案件的能力，按照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文，是可以移送內地直接管轄的。

那么黎智英案是否會走到這一步？田飛龍認為，將此案移交內地直接管轄是一種備選方案，但不是優選。

“案件已經過偵查、檢控、法院排期，且有關證據也已鎖定。從處理程序上說，宜由香港法院繼續管轄并作出判決，只是在涉及辯護權規則及國安法準確適用等問題上，需要人大釋法來做出澄清。”

田飛龍強調，由人大釋法來澄清國安法立法原意，同時支持香港法院走完該案的全部司法程序，這種法律組合是目前合理的方案。若是改由內地直接管轄，不但可能對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造成沖擊，且在處理案件移交過程中的一系列對接問題上，也會過于倉促，可能旁生枝節，于國安法規范實施及香港法治整體地位不利。

李曉兵指出，黎智英案審理至今已經兩年多，現在再由內地接手處理的可能性不大。且即使此案確實存在激烈的討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各方在觀點上存在分化，但還沒達到香港國安法第55條所列出的“嚴重”或“復雜”的地步。

“在解決法律適用中存在的諸多爭議和各方對國安法理解不一致這些特殊難題方面，人大釋法確實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澄清也好，補充也好，細化也好，這都是必要的。”李曉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