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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馬雪、馮雪】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案原定12月1日開審，但香港法院早前批準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抗辯，令此案橫生枝節。香港特區政府三次依法阻攔均被法院駁回。

11月28日晚，香港特首李家超發聲明，建議提請人大釋法，以厘清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能否參與國安案件。

香港律政司也向法庭申請押后黎智英案審訊并獲批準，該案延后到12月13日開庭，若人大釋法有確定日期和議程，不排除律政司再申請延后，以確保該案在正確的法律理解和法律環境下進行。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臺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對觀察者網指出，黎智英能否聘請英國律師，稱得上是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的一次“考驗性案件”，但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慎重考慮，沒有得到香港法院的回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認為，從普通法專業角度來看，香港法院的裁決有其理據，但其過于偏重程序正義，回避了外籍律師可能造成國家機密泄露、對國安法理解存在偏差等實質問題。

“這表明香港法院未能準確理解國安法立法原意及其自身司法角色，需要人大釋法來澄清，對香港法院應當怎樣理解和適用國安法作出憲制性監督和指引。”田飛龍說。

近來香港有聲音認為，若香港本地處理黎智英案確有困難，可根據香港國安法有關條例，將此案移交內地直接管轄。不過受訪學者均認為，事情尚未發展到這一步。

田飛龍表示，移交內地直接管轄是一種備選方案，但不是優選，因案件已在香港法院進行到實體性審判階段，臨時轉換管轄對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沖擊過大，會挫傷香港司法的基本信心與管轄能力基礎。由人大釋法來澄清國安法立法原意，同時支持香港法院走完該案的全部司法程序，這種法律組合是目前較為合理的方案。

2020年12月12日，被加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黎智英，被囚車押解到西九龍法院提訊 圖源：澎湃影像平臺

按計劃，案件應于12月1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審，由3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和李運騰審理。

不過，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在今年10月頒發許可，批準英國御用大律師蒂姆·歐文（Tim Owen）以“專案認許”方式，為黎智英出庭辯護。這一舉動引發香港律政司和大律師公會的反對。

律政司隨后向高等法院上訴庭提出上訴，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唯一官方語言是中文，英文版本僅供參考，而且法例下國家安全的概念，與中央政府及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及憲法等息息相關。來自海外的法律代表，或對中央及香港特區的獨特背景無法充分理解。

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高等法院上訴庭11月9日裁定律政司敗訴。11月16日，律政司再向上訴庭申請向香港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并在書面陳詞中首次提到，準許海外大律師參與本港案件，與香港國安法試圖防止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以及保障國家機密免被外泄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這一請求再次被上訴庭駁回。上訴庭認為，本案并無涉及關于國家機密的指控，而英國的大律師，同樣受到英國當地的專業守則約束。

11月22日，律政司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上訴許可。

香港終審法院11月28日下午4時頒布判詞，駁回律政司的上訴許可申請。終審法院認為，律政司在向上訴庭申請往終審法院上訴時才提出新論點，盡管該論點有明顯重要性，但因之前未曾在下級法院討論，故駁回許可申請。

這意味著律政司在香港本地司法層面“終極敗訴”，英籍律師歐文將能夠為黎智英出庭辯護。

歐文此前曾有來港參與案件的經驗，包括在2014年“七警案”中擔任第一被告黃祖成的辯護律師，以及在2014年駐港英籍高官殺害兩名印尼女子案中，擔任被告魯里克·賈汀（Rurik Jutting）的辯護律師。

11月25日，香港終審法院開庭審理律政司上訴案，歐文（中）到場旁聽  圖源：星島日報

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受關注的案件，黎智英能否聘請英國律師受到外界高度關注。香港終審法院駁回律政司上訴請求后，不少香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提出質疑，并呼吁特區政府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接受港媒采訪時表示，由本地律師參與涉及到國安法的案件屬于國際慣例，她從未聽過有關國家安全的案件能允許海外律師參與，譬如美國不會允許一個住在中國的中國籍律師參與國安案件，英國也是如此。她相信香港本地律師有能力及專業知識處理有關案件。

李曉兵對終審法院的裁決感到遺憾。

他對觀察者網表示，特區政府的準備非常充分，律政司上訴過程中闡述的意見也非常中肯，結合了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以及外國律師參與此案的必要性、適當性等。然而，律政司三次申請均遭到法院駁回，“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慎重考慮，沒有得到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回應。”

田飛龍認為，黎智英的辯護權案經歷了原訟庭、上訴庭和終審法院三級的審理，最終維持了對英國大律師的聘用決定，這對香港國安法全面準確實施，以及維護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損害。

田飛龍指出，香港法院從普通法的專業性以及上訴許可規則出發，從法律專業的角度來看，有其理據。但是，終審法院回避了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即該案涉及到對香港國安法的準確理解和適用，也涉及到外籍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可能造成國家機密泄漏問題；外籍律師對國安法的理解、尤其是對國安法所根植的中國憲法秩序的理解可能存在嚴重偏差。此外，中國與包括英國在內的有關國家，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方面有不同的認知，甚至存在沖突。

“在這種背景下，允許英籍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并不是形成國安判例法和國家安全法理學的良好安排。香港終審法院存在重程序、輕實體的規范性偏向和裁判依賴性，從而未能充分理解和權衡本案的國家安全重要性，對憲制問題缺乏責任倫理，最終將問題向外向上推送，未展現終審法院的公共政策與公共理性塑造功能。香港終審法院并非不專業，而是不盡責。”田飛龍說。

香港終審法院  圖源：終審法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