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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手機橫屏觀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除了書法、繪畫，還有一種器物在士人推動下，達到了藝術巔峰——瓷器。

瓷器與陶器相比，質地更加堅硬、顏色更加鮮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愛，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沒有裝飾的素面瓷。

（建窯黑釉兔毫盞，宋代，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種審美，由五大名窯之一的汝窯，推向了極致。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北宋，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瓷器制作過程中，因釉面會產生開裂，稱為開片。

有時開片甚至密布表面，這種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美感。

（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北宋，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自然缺陷產生的裂紋，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跡，人稱“蚯蚓走泥紋”，這些自然產生的現象，代表著士人審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簡、大音希聲，也因此有許多人認為，宋瓷是中國瓷器藝術的最高峰。

（鈞窯天藍釉三足筒式爐，北宋/金，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經有了屬于他們的創造。

而在最后一個歷史時期，世俗的滾滾紅塵已經呼嘯而來。

滾滾紅塵

元明清時期，中國已經經歷了多個王朝的輪回，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經濟成熟，各種珍寶文玩的積累達到巔峰，皇帝成了全國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蓋章狂魔”乾隆為例，在他統治的60多年間，他親自蓋了2500余件書畫作品，并題跋了1000余件。

（唐代韓滉《五牛圖》局部，乾隆在此畫上的印章不少于8處，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經在此時傳入中國，卻只深藏宮廷，作為觀賞把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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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銅鍍金寫字人鐘，底層是寫字機械人，只需上弦寫字人便在面前的紙上寫下“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字跡工整有神，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唯有商品經濟的發達，讓商人、手工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開始壯大。

一場世俗化的大潮開始上演，市民們沒有君王貴族的窮奢極欲，也沒有士人的難以企及的雅致，讓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標。

房屋內的陳設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間，昂貴的明清家具采用稀有的黃花梨木、紫檀制作，圓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細刻、線條優雅。

（明黃花梨木圓后背交椅，現藏于上海博物館）

通體紫檀木的寶座，取材厚重，木質精美，表面滿飾荷花、荷葉紋，雕工光滑圓潤。

（明代紫檀雕荷花紋寶座，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為臥室最核心的元素——床，往往本身就做成一個獨立空間，由床頂、床圍、立柱、月洞門圍合，

（黃花梨月洞門架子床，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另一種床，通體黑漆、結構穩重，飾以四季花卉和花紋，雍容華貴、富麗堂皇。

（黑漆嵌螺鈿花蝶紋架子床，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房屋中還要裝點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風格，彩繪瓷成為時代主流，花鳥魚蟲、才子佳人等民間喜愛的題材，被繪制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魚藻紋蓋罐，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種風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發揮，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上下裝飾的釉彩達15層之多，再加以各種吉祥圖案，六幅寫實圖畫，被人稱為“瓷母”。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高86.4厘米，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歐洲的貴族也喜歡以中國瓷器裝點房屋，但他們的方式卻大相徑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宮，使用260件青花瓷裝飾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宮的“瓷器天頂”，圖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藝術博物館）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還需要展示對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致的文房用具，例如硯臺、奇石、毛筆、印章，都是必要陳設。

（歙石螭邊長方硯，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對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個產品都被細致分出最佳的產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筆、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紙等等，國家最有才華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個人品牌，甚至涌現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蘇州女工匠顧二娘制作的硯臺，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繪畫在房屋中同樣必不可少，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擁有大量職業畫家，客居揚州的鄭板橋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蘭花、奇石，幾乎是大批量反復生產，成為明清人家中的屏風、掛軸、扇子等等。

（鄭燮墨蘭圖扇頁，清代，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尾聲

君王貴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們背后的匠人技工，共同創造了中國文物的輝煌。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搶掠、偷盜等原因，大批中國文物流失海外，總數超過1000萬件。

對于我們而言，不僅要了解這些文物，還要了解這些文物背后的歷史。

它是中國人的文明史，是中國人的創造史，是中國人橫跨2萬年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