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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則提出了新的價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種必備技能，合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翻譯成網絡白話大致為：懂禮貌、懂音樂、會武術、會開車、會寫字，還要數學好）。

六藝并未被社會全部接納，有的很快被人遺忘。但新的價值追求卻引發了國家和社會對教育的重視。

漢代在京城建立“太學”，作為教材的五經被刻于太學的石碑上，大批學生前往觀摩，一時間車馬云集、交通阻塞。

（東漢時立于洛陽太學的“熹平石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為書法家蔡邕書寫，因戰亂被毀，僅余殘石，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各類公私教育機構也在各地建立，從受過教育的男子中擇優選拔官吏，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士人們歷經秦漢、隋唐到宋代時已經成為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他們不但分享了君王貴族的權力，還極大改變了中國文物創造的方向。

首先是書法。

士人掌握著書寫技能。這是他們區別于其他人群的最顯著標識。

書寫開始變得神圣，逐漸轉變為對書法藝術的追求。

東晉時生活在浙江紹興的王羲之在與友人相聚時，以行楷揮毫完成《蘭亭序》，筆勢如行云流水。

（王羲之《蘭亭序》唐代馮承素摹本局部，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當聞知先人墓穴毀于戰亂，一紙《喪亂帖》先以行書起筆，又在悲憤中轉變為草書，筆畫粗細相間，文字在紙上躍然跳動，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會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喪亂帖》唐代摹本，現藏于日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王羲之的書法被認為冠絕古今，書法家變成了新晉“偶像”。

關于他的傳說四處流傳，高官招納他成為“東床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絲”，至死也要將《蘭亭序》真跡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邊的高官同時是書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歐陽詢、褚chǔ遂良、柳公權，都在書法領域卓有成就。

（歐陽詢行楷書《卜商讀書帖》頁，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出家之人懷素干脆將書法的實用價值忽略，而將藝術價值突出到極致。

他的《自敘帖》以狂草寫就，筆畫大量簡化和省略以致難以識別，但觀之則見縱橫捭闔、氣勢連綿不絕。

（懷素《自敘帖》局部，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興趣也變成了藝術創作，而非治理國家。

宋徽宗趙佶自創新式楷書，筆道瘦細峭硬、灑脫明快，人稱“瘦金體”。

（趙佶《欲借、風霜二詩帖》局部，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書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標識，繪畫則是士人的宣傳工具。

他們希望用儒家思想規范社會行為，最接近這一目標的人物畫，率先達到了高峰。

東晉時江蘇無錫人顧愷之，正是這一高峰的登頂者。在他的筆下，皇帝拒絕了不遵從禮教的妃子，妃子的衣著長帶飄飄，如被風吹動。

（據傳為顧愷之《女史箴圖》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為勸告，現藏于大英博物館）

而士人心目中最動人的女性，則在唐代仕女畫中出場。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畫中，她們身著低胸長裙，外罩薄紗，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發著滿滿的優雅精致。

（周昉《簪花仕女圖》，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不過，人物畫的“小世界”，滿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們要描繪的是整個世界。

出身于卑微木匠家庭的畫家李嵩，他筆下的賣貨郎貨物琳瑯滿目，雖然是從局部著手，卻描繪出了宋代強大的商業生產。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稱，他能在一張圖頁內畫出五百件不重樣的物品。

（李嵩《市擔嬰戲圖》局部，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畫家張擇端則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視角，全景展現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畫時畫家肯定借助了尺子和其他繪圖工具，舟船、橋梁、車馬、建筑，都務求細致、精確，觀者通過此畫就可以明了其結構和肌理，理性與科學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商業發達、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園生活，變得愈發難以實現，山水畫作為一種心理補償發展迅猛。

18歲的北宋畫家王希孟，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畫壇，他的《千里江山圖》以11.9米的超長畫幅，氣吞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