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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馮克 李浩】

與職業教育的“城市焦慮”聚焦于所謂“普職分流”不同，當下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更多的是：如何辦好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不斷培養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鄉村振興實用人才。

工作定了。從海寧職業高級中學到嘉興職業技術學院，學了5年園藝專業的“00后”畢業生朱俊杰，把手中幾個聘書反復對比，最終決定留在實習單位世合有機農園。“現在我們承包了28個大棚，從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閑。”短短兩個月，朱俊杰已經迅速完成了從職教畢業生到返鄉創業者的角色轉變。

“我們的學生畢業就能就業、就業就是能手。”嘉興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方俊良告訴記者，不少高職院校畢業生在求職市場上其實“挺有市場”。今年，他們學校有3000余名畢業生，來校招聘的企業超過2700家、共5萬多個崗位，可以說供不應求。

2021年11月27日，2022屆畢業生參加嘉興市數字化人才招聘暨嘉職院秋季校園招聘會。

又是史上“最”難畢業季！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而以“職業院校就業”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各地職業院校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青睞的新聞不少，這與前不久“教育這十年”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公布的“十年來，我國中職就業率（含升學）持續在96％以上，高職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的消息相互印證，更與社會輿論場上長久以來對職業教育的“污名化爭議”形成鮮明對比。

“大有可為的職業教育，為何想說愛你不容易？原因就是職業教育長期被污名化，被看作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今年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上海中華職教社常務副主任胡衛委員對職業教育現狀的剖析和建言，就曾引發網絡熱議，迅速登榜熱搜。其實，去年“大體相當”的中考普職分流政策激起的這波社會焦慮至今未息。

事實上，當前我國職業院校中，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而在職業院校中，70％以上學生來自農村。但據記者觀察，居于這波焦慮中心的多是城市家庭，鮮有農村家長和孩子的聲音；而網絡上關于普職分流的探討也多集中于對“大體相當”政策的偏激“聲討”，少有對政策出臺初衷和未來走向優化的理性建言。

這不禁引發記者思考：輿論場中被淹沒的職業教育“鄉村焦慮”究竟是什么？與城市有何不同？又該如何撫平？

關于職業教育，鄉村在“焦慮”什么

“寧去最差的普高，也別去好的職高。”每每有中考生在網絡上發出普職選擇之問，網友們紛紛現身說法進行勸退。前不久，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一經頒布，仍有媒體“蹭熱度”地把其中“普職協調發展”解讀為“取消普職分流”，并再度收割一批流量。

而被社會輿論忽視的一個事實是，中考分流早不是新鮮事兒。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明確提出了“普職分流”和“大體相當”的概念：“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初中畢業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教育。”這一政策使得當時我國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得以快速扭轉。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專生”，曾是一代人的光環，那也是職業教育的高光時刻。這一時期，中專學校為社會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能型人才，“上岸”難度完全不亞于現在的985高校，專業主要集中在工商財、農林水、醫衛、師范四大領域，考上就意味著有了“鐵飯碗”。雖然后來中專包分配制度取消、高等教育擴招等政策出臺，中職學校生源和辦學質量受到影響，但“普職分流”并未停滯。

據教育部歷年公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至2020年，我國中職學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總體為4∶6。放眼世界，德國和新加坡在小學畢業和中等教育完成后都進行了普職分類教育。其他如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法國、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英國等國，高中階段普職比例大致都是4∶6。

而現今國家加大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同樣來源于急迫的問題導向。

當前，我國正面臨產業結構加速轉型，急需大量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作為支撐。《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到2025年我國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將達48％，技術藍領缺口更是高達3000萬人。但普職教育長期結構不合理，導致就業和人才資源結構性矛盾凸顯，“有文化沒技能”“有技能沒文化”成為企業和畢業生在招聘與就業時的雙重尷尬。

“新的分流政策對學校影響不大。”接受記者采訪的多名初中教師表示，中考后分流政策一直都有，但以前學生即使沒考上普高，家長還可以通過交擇校費、復讀或進入民辦高中等辦法解決。重慶開州區某中學初中班主任李玲告訴記者，她認為是如今嚴格的招生和“雙減”政策，讓家長們感到“無計可施”，才愈發焦慮。

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鄢彩玲認為，“雙減”之下的普職分流政策其實對一些地區的農村學生來說相對利好，在城鄉教育資源差異大的地區，城市與農村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會導致城鄉學生在競爭上的不公平，現在砍掉了補習班等輔助工具，對這些地區的農村學生相對更公平一點。

那么，關于職業教育鄉村到底“焦慮”何在？

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于東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展過一場農村教育綜合改革，中等職業教育提出‘學農、愛農、務農’的辦學方向，培養了一批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和從事農業生產的各類‘能人’、‘把式’，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可惜這場改革到90年代初無疾而終，整個教育納入了應試教育和升學主義的軌道。”

政策調整往往以問題為導向，而政策取向自然能準確反映焦慮所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要“支持舉辦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鄉村振興人才”“加大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投入”。

可見，與職業教育的“城市焦慮”聚焦于所謂“普職分流”不同，當下職業教育的“鄉村焦慮”更多的是：如何辦好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學成后回到農村去，有能力、也愿意投身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