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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慕容厚】

毫無疑問在中國人的心理紀年里，農歷新年才算真正的新年，才是生活本來的內容，而公元紀年（西歷）不過只是一種帶有實務性的刻度，所以用一些憋著勁的高亢的方式來跨年的行為只會被安排在公元紀年的新年慶祝上，而農歷新年的基調一定是溫情的、家常的、給人以休憩的。在公元紀年2017年的年末，就有很多對這一年的強力周到的總結和對下一年的展望，今天筆者在農歷新年時的絮語，就會隨意一些，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

當“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是互聯網業界喜歡使用的概念，這里只是泛泛地借用一下）成為時代的中心現象，你就有必要以再中心化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我說的是2017年潛滋暗長的一種話語，它在諸如電影《戰狼2》、紀錄片《輝煌中國》，以及東南、深圳、浙江三臺知識跨年晚會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場合呈現出來，其核心是“中國崛起”IP（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余亮語）。

關于“中國做錯了什么”，這些年來已經變著花樣在所有場合說了很多；但關于“中國做對了什么”，曾經一度在很多場合說起來像做賊一樣扭捏心虛，導致明明在說真話的時候聽起來也像在撒謊。把中國做對的事說得鏗鏘有力，理直氣壯，恐怕是近兩年才形成的風氣。

列舉式地說出做對了什么，直至無法窮盡的時候，必然被要求找到歷史和現實中那個恒定不變的帶來成功的東西，于是就產生中國如何表述的問題。這里所謂表述，是指對意志和行為的體系化的解釋，以便持續而有效地形成理解，既是自我理解也是被他者理解。隨著這個風氣的彌漫，人們突然意識到一個急需給出答案的問題：中國如何表述。這是兩個問題：中國應如何表述自己？世界應如何表述中國？

這本來不成問題的，因為中國似乎一度呈現為沒有意志，只有肉身，這具肉身只是西方意志在亞洲東部這個地理位置上的現實展開，或者是西方意志即將收割的文明殘骸。事實仿佛真的如此，東西方各有一部分人至今堅信。于是唯一的要求是：你不用思考，跟著走就行了。你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跟隨西方的腳步走得是否穩當和緊湊。你的所思所行，無論解決了什么問題，都是暫時的成績，你的缺陷才是根本的，你終將匯合到西方的道路上來。數千年中國史是一部落腳到清末延續到現下的失敗史，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歷史是一部百川歸海到當代文明的成功史——這一度是世界史書寫的主流。中國繼續失敗，西方繼續成功，似乎是曾經的人類歷史就給出的啟示。總之，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在生存方式上必須是一個過渡形態。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

然而，似乎一直都有人意識到，如果中國始終被看成一個過渡形態，則會導致你的生存態度始終充滿臨時感，隨時散發出的可能被時代拋棄的幽怨會不停地瓦解你的意志，于是你的自我是建立不起來的，你只能永遠做別人的附庸，做他人意志的分身。而如今中國實體的主體性無所不在地挺立，每一個中國在場的意識、文化或經濟的環節無一不在彰顯主體對客體的塑造力，沒有意志的中國形象便再也無法支撐，于是，中國意志向時代噴薄而出，便成為全新的課題。

諸如把西方的社科知識還原為一種地方知識來加以把握，把西方的普世形象還原為一種民俗表情來加以審視，都是這個課題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對中國進行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傳遞性的理論表述，沒有普遍有效性和傳遞性，你的意志必然成為別人的意志的代理。把中國說成一種排他的成功學，仿佛中國獨享生存優勢，或中國偶有上蒼傾顧，都是不妥的，這種中國特殊論的思路，只合有助于對己對人都有可以怠惰耍賴的借口，并沒有搞清楚內在于自身一以貫之的生存之道，必然受制于外部條件而沉沉浮浮，讓中國成了一個任意的偶然的存在。只有當中國具有普遍性和傳遞性，中國才能真正立得住，成為一個超越而穩固的存在。這種普遍性和傳遞性，既朝向自身，也要同時朝向整個世界。

何為中國的普遍性和傳遞性？荀子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消極方面看，國本來是為保障人民在前國家狀態就擁有的東西。《禮記》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積極方面看，國又有對人的生活內容和品質負責到底的義務。總之國家的存在依據必須體現為國家被她所屬的人或群體所分享。一旦國家以她自己為依據而不以人為依據，國家就是非法的。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如何讓每個國人都分享著國家的物性和神性，而不僅是一些片段的獲得感。

獲得感的說法把國與人分開了，讓人外在于此國，變成一門暫時的生意，有了討價還價的余地，卻沒有根本上的共生關系。中國人的身份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是世襲而來，這種共生關系對每個國人來說本是天然的。

另一方面，國還需要一個“天下”來提升。若利益在進入公共分配之前被占用，會毫無公平與規矩可言。而天下觀從一開始就把利益放到有最大兼容性的公共分配規則上，讓那種提前占用缺乏依據。進入這個天下規則考察后，你的分配就受到規制，只能往替天行道的方向去做。國家只有經得住天下想象的考驗，才是合格的國家；天下想象只有經得住國家現實性的限制，才是可能的天下。

天下的提出，是政治的開端。在那以前，只是各種本能的劃界。國落向人的分配，還需要一個《禮記·大學》意義上的“家”，在此我們把“家”理解為向人進行第一次意義和價值分配的組織，因為人也只能從“家”這里獲得直接的分配，所以“齊家”的必要性才會如此迫切。

當然，人也不是任意地待著就能共享相應的分配，而是要朝向家、國和天下進行修身。在以修身為天下基底的古典理論中，國是從修身達至天下的傳遞者、中間層，且唯有修身可以達至天下。當修身之人是唯一真實的存在，國家對人的僭越就得到避免。當修身的完成必然成就國家的治理，當國家的治理必然來自人的修身，國家與人就形成一個信息和資源往來循環的對待，那種現代式的國-人二元對立的緊張感也自然無從發生。

天下、國與人的相互傳遞性，曾經一度是被占據主流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拒絕的。自由主義認為對什么是好的生活并無確定的答案，所以國家與他人都無權插手，于是要無限期推遲對這一問題的解決。然而，從生活發生開始，對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答案每時每刻都在被生活要求給出，這種需要的緊迫性并不能容得一分一秒的延宕。于是，自由主義的懸置判斷，成了最劣的選擇，甚至連生活都沒碰著，只是一個前生活狀態。讓人選擇按照前生活狀態的方式去生活其實就是教人放棄生活。

這就能解釋自由主義為何在全世界范圍內失效，因為它拒斥生活。它只能成就沒有生活內容的空心人，這種空心人在生活被掏空后才發現，原來自由主義是教人放棄生活。幸好自由主義在中國只主導了十余年，其危害已被察覺，尚能彌補，而今在各種各樣熱愛生活、有所追求的思想體系的關照下已不知不覺退居幕后，雖偶爾僵尸作祟，躥至臺前，卻已難成氣候。

也就是說，中國對自身的表述，必須包含與每一個中國人的相關性，甚而至于是國與人之間的意義和價值的共生共享性，要對人的生活內容生活品質從積極方面有所作為。

以上是中國對自己的表述，同時，中國還要有向外的示范效應，要成為榜樣。全球化已全方位卷入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再無逍遙在外的存在。這就要求：對一個地方有效的尺度，當且僅當它對所有地方都有效。只有成為世界的模范，中國本身才有合法性。事實上，中國表述的更大出路不在解釋中國，而在解釋世界——中國內在于其中的世界。把世界解釋清楚了，把各國安放妥帖了，中國就立住了。就目前來說，當然主要就是給西方一個妥貼的安放。

事實上，西方只要不以封閉的自給自足來要求自己，只要承認他們也是天下的一部分，而非繼續異想天開地虛擬一個超越于其他人群之上的上帝選民的自我定位，也會必然面臨如何表述中國的問題，因為他們如今已不得不與中國進行更多極具深度的相處，由此牽扯出如何相處的問題，就必須要給相處對象的性質一個說法。這不是他們的選擇，但已經是他們的命運。

西方對中國的看法，歷史上有很多次的翻轉變化，可以大致分為絲人國、大汗的中國、孔夫子的中國、專制的中國、紅色中國這么幾種。以1750年左右為分界，1750年之前，總的來說對中國的評價是很正面的，是美化的。1750年之后就以負面居多。

最初的絲人之國，是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時期，當時稱中國人為絲人，稱中國為絲人國，絲綢的絲。因為絲綢很早就傳到西方，比如亞里士多德對絲綢就有了一些了解，還猜想絲綢的制作與一種毛蟲有關。但是這一階段只是傳說，缺乏史料，中國的形象還非常模糊不清。

近代史上丑化中國的漫畫

西方真正認知中國的起點，有文字記錄可以查，是在13世紀，這一階段可稱為大汗的中國。當時因為蒙古帝國打通歐亞大陸，歐洲一些所謂的冒險家，其實就是公費旅游的人，來到中國，撰寫了一些旅行故事，然后在歐洲出版，就形成了歐洲最初的中國形象，最著名的旅行故事，就是三大游記：《馬可波羅游記》《曼德維爾游記》和《鄂多立克東游錄》。

因為當時的西方尚未開化，他們分不清真實發生的事情和虛構的故事，所以這類游記往往在記錄旅行經歷的過程中夾雜著傳奇故事，比如《曼德維爾游記》里說中國有個省，不管什么年齡，一旦進去，年齡就會永遠和進去時一樣。把真實發生的事情和虛構的故事分開，在西方是很晚的事情了。13世紀到15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概括起來就是神話式的“大汗的中國”，他們對中國的印象，一是無窮無盡的財富，另一個就是偉大英明的君主，是傳奇化、世俗烏托邦化的。

到16世紀，因為進一步的人員往來，中國開始從一個傳奇國度，變成一個具體的地理上的國家。耶穌會傳教士來中國，然后寫了些報告和書信，寄回歐洲羅馬耶穌會總部，這些傳教士比較關心人文方面，所以逐漸就把之前那種夸耀中國財富的套路給扭轉了，開始塑造了一個哲人王統治的孔夫子的中國。比如，歐洲君主流行起模仿中國的皇帝，拿個鋤頭，在地里搞親耕儀式；宣傳家伏爾泰，把自己的書房取名叫孔廟。這些小動作，雖然顯得盲目瑣碎抓不住重點，但那種熱情是很可想見的。歐洲的啟蒙時代前期，中國的形象就是孔教理想國，他們稱為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復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