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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按：2016年第4期《文化縱橫》刊登了路風教授的文章《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本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正面討論了現行經濟政策的種種問題。作者認為，現行經濟政策的思維框架與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越來越脫節，是忽視產業升級重要性的原因。只有拋棄“空想市場主義”的政策范式，中國經濟才能扭轉下滑、再次進入增長階段。】

經濟政策“新范式”的實踐和效果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罕見的高增長階段。在這個階段的末期，中國經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四萬億”經濟刺激措施；但由于刺激政策旨在擴大需求，缺乏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意識，再加上全球經濟危機的加深，致使中國經濟積累起許多矛盾。

雖然解決這些矛盾的社會要求為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提供了契機，但是，經濟政策卻轉向了一個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新范式”。[1]這一新范式的根本特征表現為把市場機制看作是解決一切發展問題的法寶，而把政府的作用僅限于掃清市場化的障礙，[2]產業升級就是在這個轉向中被忽略了。

從政策實踐的角度看，“新范式”的形成經歷了這樣幾步：

1.針對高增長階段末期產生的矛盾，新的經濟政策把問題的根源定義為經濟失衡，而失衡則源于政府以投資驅動所導致的粗放增長。為此采取的相應核心政策是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和結構性改革（導致事實上的緊縮政策）。但這里所謂的“結構性”不是指通常所理解的產業或經濟結構，而是阻礙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結構（如阻礙產品、要素和金融市場徹底開放的那些因素）。新政策的預期是通過這些措施可以“釋放改革紅利”，從而使經濟增長回到健康的軌道。

2.不過，與制定政策的預期相反，經濟增長速度在經濟政策變化過程中繼續明顯下滑。盡管下滑與緊縮政策直接相關，但主導思維卻把其原因歸于各種客觀因素的變化，于是產生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適中階段的“新常態”之說。在對“新常態”必然性的論證熱潮之中，經濟增長在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但是，增長速度再次沒有按照預言的那樣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穩定下來，而是繼續一路下滑，引發政府采取“穩增長”的應急措施。

3.完成“新范式”確立的關鍵一步是經濟政策全面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這個改革的內容存在不同的解讀（如在政治領導人的詮釋中顯然包含產業升級的內容），我們這里依據經濟學家的解讀進行概括。根據這種解讀，轉向“供給側”是因為需求管理已經無效，繼續實施“投資拉動”的刺激政策將導致一系列負面后果。因此，增長動力必須從投資驅動轉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3]這就要求政府集中于結構性改革。由于高增長階段和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遺癥”，中國經濟需要先經歷一個“市場出清”，然后市場機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最后是一個預期：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將使中國經濟進入下一個理想的增長階段。

我們可以通過簡單的比較來認識“范式”是如何變化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傳統是以“發展”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當然，由于GDP（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衡量發展的主要指標，所以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往往是以GDP的增長或高增長為中心的（因此也造成追逐GDP增長帶來的各種弊端）。在這個傳統中，改革是為了發展的邏輯始終一貫，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被當作發展的手段——正如“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那句名言所說。改革的方法因而也是演進式的，允許嘗試。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不執拗于意識形態目標。

“新范式”則在這些根本點上發生了改變：

第一，發展或經濟增長不再是經濟政策的中心目標，至少是變成了次要目標；

第二，以市場機制將解決一切發展問題為信念，市場化本身成為目的，不再被看作只是發展的手段；

第三，政策過程的“實用主義”色彩被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替代。

如果回憶一下2013?2014年充斥在媒體上的議論，就能感受到那種“寧要自由市場經濟的停滯，不要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增長”的氣氛——這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有異曲同工之妙。“新范式”的意識形態原則大大壓縮了采取實用政策的空間。

“新范式”有其理論基礎，不太容易為社會公眾所理解的是在它形成背后發生的深刻變化，即經濟政策思維突然轉向以一個抽象的自由市場模型為基礎的框架。這個模型，就是以教科書形式在中國普及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本文將其稱為“教科書經濟學”），它所關心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的技術和個人偏好條件下配置資源，其實質是一個理想的市場經濟：自由價格機制可以傳達需求的強度及其滿足需求的供給強度；私有制使生產者自發產生出在最高報酬點來使用生產資源的普遍傾向；于是，理性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能夠導致整個經濟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則標志著資源配置的最佳社會效率。

由于新古典理論在“現代”經濟學中處于主流地位，所以它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深刻地影響了改革思維，而且還幫助傳播了自由市場和私有制優越性的社會意識。盡管如此，“教科書經濟學”以前從來沒有在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上占據過主導地位。但這一次不同，在塑造經濟政策方面，信仰新古典教條的經濟學家比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階段都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直接導致了“新范式”的形成。例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概念——“市場出清”——就是從一般均衡理論直接搬用的。

一般均衡理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根基，它的基本思想根植于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階段興起的自由主義傳統——如果個人被允許在沒有國家或其他權威干預的條件下做出他們自己的選擇，那么社會將會通過自發的組織機制進入令人滿意的狀態。這種深厚的意識形態傳統可以解釋為什么新古典理論能夠逐漸占據“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指的是，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所有的商品市場能夠同時達到供給等于需求（即市場出清），從而使經濟體系達到由一系列資源配置和價格所構成的理想狀態。對市場經濟學家來說，如果能夠證明存在著經濟體系必然向之運動的一般均衡，那就有了描述經濟現象并預言經濟未來發展方向的原則性工具，而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問題也可迎刃而解。[4]

但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正如Alan Kirman所指出：“這個理論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從來不能證明，一個經濟體從通常經濟含義上的非均衡狀態能夠調整到令人滿意的均衡狀態。”更糟的是，“即使在我們強加于個人（行為）的嚴格假設之下，我們也從來不能證明經濟系統會穩定于任何不變的狀態”。[5]換句簡單的話說，一般均衡狀態從來沒有在現實經濟中出現過。[6]

在作出上述分析之后，我們就可以把政策實踐與理論結合起來，對“新范式”的實際效果進行評估。概括起來說，以“不刺激”為名的緊縮政策已經造成經濟下滑，從中國現有產業基礎之外去尋找“新動能”的努力也沒有奏效，[7]但目前經濟政策的主旨卻展現出這樣一個邏輯：經濟下行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即體制性的），不是周期性的；為了讓在高增長階段特別是在“四萬億”刺激政策下被“扭曲”的經濟恢復平衡，中國經濟需要繼續經歷一個L型（即相對低速增長）階段，其間通過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淘汰“僵尸企業”等措施達到“市場出清”（其理論含義就是達到一般均衡），再加上“結構性”改革，然后市場機制就可以通過有效的資源配置帶來創新和發展。[8]

但也正是與理論結合起來看，這個政策邏輯含有兩個致命的缺陷，可以表達為兩個任何人都無法確定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果達到“市場出清”，就必須讓中國經濟“觸底”，但哪里是“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