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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工力量專欄作者 李沛】

1888年，一本名為《向后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幻想小說在美國出版，主人公朱利安·韋斯特（Julian West）在一次催眠療法中意外沉睡百年，于2000年蘇醒，跟隨李特醫生（Dr. Leete）在“新美國”漫游，彼時，狂飆突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美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所構想的大同社會圖景：三大差別消失，人人平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貝拉米筆下的千禧年美國，生產力也得到極大發展，智能化、電動化深刻改變了社會：“（一切）均有機器作事，如作衣服、作飯洗衣等事皆用機器，不過須人管理耳。至于家家生火，未有用木炭及煤電均用電光”、“今一人所作之事可抵從前百人所作之事矣，愈見從前分利之人多，今日生利之人多也。”

這部具有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幻想小說，在鍍金時代的美國引發巨大反響，與《湯姆大叔的小屋》、《賓虛》并稱為十九世紀末美國三大暢銷書，成為進步主義運動的重要催化劑。

小說問世僅3年后，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將其譯介到了中國，取名《回頭看紀略》，這是翻譯為中文的第一部西方現代小說。其中描繪的大同之世“凡事皆歸國家辦理，不為自己計，全為眾人計，遍國之人皆如兄弟”，深刻影響了東方社會的思想者們，催生了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等啟蒙經典。

（貝拉米作品很快又以《百年一覺》的書名出版，譚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學》中也倍加推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

其日本譯者堺利彥，也自此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又陸續譯介了《共產黨宣言》等重要文獻，堺利彥所創辦的宇宙社（戈思摩俱樂部）等文化平臺，吸納了一大批東亞各國留日學生參與，成為馬克思主義火種在東方世界的最早傳播者。

在戈思摩俱樂部，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國留學生找到了自己苦苦求索的救亡真理。

這位有著戰略眼光的年輕人，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要依靠農民”，正是在彭湃的積極奔走下，1924年，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定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親自擔任了第一屆農講所主任，1927年，彭湃又在海陸豐家鄉發動起義，建立起中國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在熱火朝天的實踐中，成長為了“農民運動大王”。

1929年8月，彭湃英勇就義，他澎湃激越的生命，止步于33歲，但其創造的農民運動諸多原則和方法，在未來的中國革命偉業中仍將發揮經久的價值。

彭湃就義后，國民黨方面并未停止對其家人的追殺，彭湃之子彭士祿，就在這種生與死之間的夾縫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歲月，直到1940年，15歲的彭士祿被接應到延安，才開始了較為穩定系統的學習和生活。

（8歲被捕入獄的彭士祿，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張照片）

此時的彭士祿恐怕不會想到，對其后漫長曲折的中國現代化事業，他將做出無愧于父輩的杰出貢獻。

中國人從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中脫困，一步步建設大同之世的征途，濃縮在了彭湃與彭士祿這對父子的人生軌跡中。

中國鑄劍人

1956年，中蘇兩國簽訂了援建原子能工業的協定，主管核工業發展的第三機械工業部也正式成立（1958年更名為二機部），在這個稍縱即逝的戰略窗口，為了加快技術吸收速度，一部分留蘇學子也受命改換研究方向，進入蘇聯院校核技術相關專業學習。

彭士祿正是其中的一員。

那一年，完成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業，正準備回國的彭士祿，被秘密召至中國駐蘇大使館，正在莫斯科訪問的陳賡大將接見了他，兩人之間有這樣一段簡潔的對話：

“中央已決定選一批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你愿意改行嗎？”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

31歲的彭士祿，就這樣義無反顧地“轉行”，與30多位中國同學一道，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在這個許多現代都市青年已經感慨“中年危機”，老氣橫秋嘲諷“奮斗”的年紀，彭士祿卻“從未在晚上12點前就寢過，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1958年4月，彭士祿以優異的成績學成歸國，被安排到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

兩個月后，蘇聯援建的試驗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一堆一器）在401所試運行成功，成為中國核工業科研生產體系初步成型的標志，核技術的國防應用，也緊鑼密鼓地被提上議事日程。

6月21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最高領導人做了一錘定音的表態“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東西，有人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6月27日，尖端國防科研的實際主管者聶榮臻元帥，向中央提交了《關于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提出“本著自力更生的方針，擬首先自行設計和試制能夠發射導彈的原子潛艇，待初步取得一些經驗以后，再考慮原子飛機和原子火箭等問題。初步安排如下：一、以xx型潛艇的資料為基礎，先設計試制xx噸的原子潛艇，接著再設計xx噸的，前者爭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為什么中國戰略武器事業，會選擇核潛艇為起步？

要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回到歷史現場。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最主流的戰略武器投送手段，是潛艇和戰略轟炸機，洲際彈道導彈的可行性和實用性還未得到驗證，甚至在50年代后半期，隨著美蘇兩國國土防空網的完善，戰略轟炸機的效能也大大下降，潛艇，特別是核動力潛艇，隱然成為這一時期戰略威懾的最重要平臺，攜帶大型巡航導彈的核潛艇，可以跨越大洋，隱蔽進入敵國近海，突然上浮，對沿海數百公里縱深的目標實施突襲。

（在1958年的臺海危機期間，搭載天獅星巡航導彈的美國巡洋艦，就在福建沿海實施了核訛詐作業，而行蹤更隱蔽，生存力更高的巡航導彈核潛艇，是五十年代后期大國核威懾的重要戰略平臺。圖為1960年服役的美國潛艇SSGN-587模型，它也搭載了“天獅星”）

也因此，為了改變“核威懾”中無還手之力的被動局面，核潛艇，順理成章成為中國戰略武器事業規劃的第一根“打狗棍”。

1958年7月，代號09的核潛艇工程正式啟動，彭士祿，就在這群為民族鑄劍的先驅者之列。

1961年底，09工程原本規劃的核潛艇下水時點，項目本身卻由于經濟和外交形勢陷入困境，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二機部不得不將核武器研制列為“一線”任務力保，而包括核潛艇在內的其他工作列為“二線”任務，進度大為放緩，1963年正式明確“下馬”。

在核潛艇工程暫時停頓的日子里，中央專委批準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科研隊伍（715所），繼續從事核動力裝置和潛艇總體等關鍵項目預研，彭士祿正是這支隊伍的技術負責人，彭士祿的肩頭，扛起了中國核潛艇工程存亡繼絕的責任。

在彭士祿以身作則的模范領導下，這群來自不同工業部門，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年輕人，以“屁股要圓、腦袋要尖”的精神，坐定冷板凳，苦練基本功，鉆研專業知識，真正形成了一支有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隊伍，也成為未來中國核動力研究的“黃埔軍校”。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總工程師黃士鑒，曾這樣回憶當年715所的氛圍：“我這輩子感到那段時間真是過得非常有意義。我們當時都是年輕人，精神狀態非常好...彭士祿的威信是這時建立起來的，包括他后來領著我們來四川，在陸上模擬堆建造過程中的決斷力。大家都服他！”

1965年，隨著國民經濟好轉和兩彈工程突破，核潛艇這一戰略武器平臺再度“上馬”，中央專委明確了兩步走的工程實施戰略，第一步先攻克核動力難關，造出攻擊型核潛艇；第二步再突破導彈應用于潛艇水下發射的難關，造出導彈核潛艇。

顯而易見，彭士祿領導的核動力研發，是核潛艇工程成敗的關鍵。

在彭士祿的正確建議下，中央專委選定四川省夾江縣，建設一座和艇用反應堆性能一致的陸上模式堆（196堆）進行測試，715所人馬，也拖家帶口搬進了這片荒涼的山溝，投入到火熱的基地建設，這個代號909的潛艇核動力研究設計基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

1970年8月30日，在彭士祿等909基地科研人員的見證下，196堆啟堆試驗達到額定功率，主汽輪機超過原定設計指標，中國核動力發展自此進入了新的歷史篇章。

作為中國第一座實用核動力裝置，196反應堆工程進展之順利，在世界核工業歷史上亦屬罕見，彭士祿為這支隊伍奠定的能力和作風，以及其作為總師在反應堆一、二回路等重大技術問題上的決斷力，是創造這一工程奇跡的基礎。

依靠陸上模式堆（196堆）提供的動力裝置性能試驗、驗證數據，核潛艇工程進展順利，短短數年后攻擊、導彈核潛艇相繼交付部隊，實現了中央專委的既定戰略規劃，中華民族，從此擁有了自己的海基核反擊平臺。

（一代核潛艇“四總師”合影，左二為彭士祿）

1979年，國防科委和國防科工辦聯合發文，明確彭士祿為第一代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一代核潛艇研制”于1985年被授予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第一完成人，正是彭士祿。

在196堆的基礎上，909基地（核動力院）輸出的技術成果，直接衍生出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一期30千瓦壓水堆，彭士祿也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核電技術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