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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專門強調一下，如果單純由西方經濟學理論出發，把利潤等同于效率，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供銷社的。有些人一邊批評供銷社“效率低、利潤少”，一邊又批評供銷社“與民爭利”，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對于公有制經濟組織來說，利潤低恰恰是其效率高的表現，因為這意味著國有經濟沒有利用壟斷地位牟取超額利潤，而是將利潤留給了社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石油、電力和鐵路。

還有人認為供銷社是行政保護的壟斷。首先，這不符合事實，供銷社系統的地位并不是靠行政力量維持的壟斷，而是在歷史上形成的優勢地位，以及農民當中對合作社的信任感。農民是最講實惠的，基層供銷社規模的擴大，證明了農民是歡迎和需要供銷社的。舉辦供銷社并沒有排斥其他主體參與農村的生產流通。

但是到底哪種模式對農民更好，這需要在實踐中回答。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農村的商業流通體系在客觀上是具有網絡效應和公共品性質的，這里可以用列寧的一句話：“與其你來獨裁，不如我來獨裁。”如果農村流通網絡天然具有壟斷特征，那么由集體經濟來壟斷是更為有利的。這就是中國為什么煤電油運鐵路等基礎部門都是由國有企業占絕對控制地位，如果把這些領域完全交給資本，后果是災難性的。

還有觀點認為，政府對合作社（包括供銷社）實施一定的扶持政策，這有損于公平競爭。這個觀點也是錯誤的。經濟工作的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只要有利于這個目標的事情就是正確的。在小農天然處于弱勢的情況下，對合作社給予政策支持，本身就是校正自由競爭帶來的兩極分化的必要手段。這個觀點，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已經清晰地闡述了：

“在政策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就是不僅使它能一般地、經常地享受一定的優待……貸給合作社的國家資金，應該比貸給私人企業的多些。在經濟、財政、銀行方面給合作社以種種優惠，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居民的新原則應該給予的支持。”⁶

這一思想非常深刻。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社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是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農民組織起來，抵御自發的市場和資本運動對小農的沖擊，因此政府在經濟、財政、銀行等政策方面支持合作社，是題中應有之義。過去一段時間，我國之所以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從產業發展中獲益不夠多，同當時政府支持農業的政策主要集中于面向龍頭企業、種田大戶而忽視了對合作社的支持是有關系的。

所以，政府對合作社（包括供銷社）的支持，不僅不違背“公平競爭”，目前的力度還是不夠的，應該繼續加強。

七、供銷社意味著“物資匱乏、買東西要求人”嗎？

這個觀點是一種刻舟求劍的觀點。改革開放之前的合作社給人以“物資匱乏、花色品種單一、買東西要求人”的印象，這是事實。但是，這不是由供銷社造成的，而是由我國當時的發展階段造成的。

當年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是重工業優先，因為當時機械、鋼鐵、石油等基礎產業仍處在極其薄弱的地位，輕工業是要以重工業為前提的，沒有石油工業就不可能有化纖，沒有機械工業就不可能有各種輕工業和制造業，這是一個先打地基、然后再蓋樓的邏輯，不能蓋好樓又說打地基浪費了時間。在輕工業總體不發達的情況下，無論什么體制，買東西都是匱乏的。

而相對來說，通過供銷社體制讓普通農民也能消費到基本的消費品，這是一種更人道、更合理的制度。如果當時沒有供銷社，在物資短缺、私商囤積居奇的情況下，根本不會有人去解決農村特別是邊遠農村的物資配送問題。

那么，今天發展供銷社會不會重現“買東西難”呢？今天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在絕大多數消費品領域，從當年的供給不足變成了供給過剩，現在的主要矛盾不是消費者買不到東西，而是供給者“內卷”太嚴重，這種時候是不可能出現供銷社買東西難的。當下，農業產業鏈的利潤主要集中在加工、銷售等非農環節，農產品的問題是不好賣，而不是不好買。

與此同時，在倉儲物流、農業金融等問題上，一些資本力量又存在著因盈利難而畏首畏尾的問題。而這些，恰恰是供銷社的優勢所在。其點多、線長、面廣，具有連接生產、銷售兩端的雙向機制，能最大限度降低服務成本、縮短供應鏈條，促進農產品的生產與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