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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國際關系的規則也變了。以前“international”的“nation”還是弱肉強食的邏輯、勝者為王的邏輯，也就是強者制定規則，甚至用武力來制定規則。連早期的商業都是用槍炮來打開市場，或者商業以槍炮軍艦為后盾。二戰以來開始變化，因為兩次世界大戰讓戰敗國、戰勝國都覺得經不起再這么打了，于是有了聯合國體系。進入21世紀，規則的變化就越來越明顯，原來的規則(無論是雅爾塔體系、冷戰格局還是冷戰后曇花一現的美國“一超獨霸”)正在遭遇挑戰或者已經失靈，既不是三強制定的秩序，也不是冷戰秩序，甚至也不是美國治下的秩序(Pax Americana)。

其實中國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里首先是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其次是互不干涉，天大的事情也要本著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的精神來商量著解決，而不訴諸武力。那時新中國建立不久，各國對她還不了解甚至有誤解，總理去參加萬隆會議，在那以前訪問緬甸和印度，就提出了這五項原則， 得到了高度認同。現在，不只是當初提出的基本原則要堅持和維護，我們也更明確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雅爾塔會議(以及在那以前的德黑蘭會議和緊接著的波茨坦會議)、戴維營會議都是幾“巨頭”私下商量和決定世界規則，而現在不只是在政治上我們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且在具體的國際事務中我們也首先強調共商，例如如何應對風險、危機、挑戰、不確定性，怎么如何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規則大家一起商量，“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著辦”；其次是共建，即在整個過程中共同參與，用開放式包容式的方式來實施國際合作；最后是共享，共享也不一定是半斤八兩，當然可以這次你多得一些，下次我多得一些，但至少不是你多我就少，更不是叢林法則、零和游戲的玩法。

而且共享還不只是雙贏，我們要追求包括第三方第四方的多方共贏、共享。比如，中歐如果在科技領域合作，要讓廣大的非洲也受益；中美如在清潔能源合作，要讓很小的島國也受益。至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要用正確的“義利觀”來指導，先義后利，多予少取。我們尤其注意與弱者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提出要加大對最不發達地區的援助力度。總之，全世界確實越來成為了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我們富裕起來了不能沒有自己的國際擔當。

第三，除了主體、規則的變化，現在很多現象也已經不再只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了，而可以稱之為跨國性的(transnational)，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甚至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這種超國家邊界現象在文化領域里是最明顯的。本來就很難說存在著單一的英國文化、法國文化等，然后不同的文化之間開展文化間的對話(intercultural dialogue)。無論物質文化、口傳文化、非物質文化等各種形式，中外古今所有的文化現象本來都是“transnational”甚至是“transcultural” 的狀態。我們最熟悉的佛教就是如此。

又如我們飲用的茶，中國當然還是茶葉第一大國，但斯里蘭卡、印度乃至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很多很好的茶。生活中的活文化不同于博物館里擺著的古代燦爛而偉大的文化，“文化”原有的含義就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思維方式、交往方式，那才是活的文化，這種文化現象是遠遠早于民族國家的，也是不受民族國家邊界約束的。進入21世紀后，跨文化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網絡、信息、技術等只是跨文化的不同載體，這些也都不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5年成立時所提倡的文化間的對話了。

跨越國家邊界的現象也不僅在文化領域。區域性經濟、安全的跨國平臺(或者叫機制、組織)也紛紛出現。最典型的如歐盟，是為了避免區域內一個個國家分得太小太碎而失去競爭力，因而要“抱團取暖”。如果從《羅馬條約》算起已經六十年了，它一成立就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甚至部分地讓渡主權來實現一體化的區域整合、區域組織，盡管現在面臨脫歐、逆全球化等很多嚴峻挑戰。

最初是在貨幣層面解決經濟、市場的一體化，其內部信息、資本、技術、人員是自由流動的，現在甚至開始考慮要發展到外交、防務上，其高級代表即第三號人物莫蓋里尼去年就發布了第一份外交與防務報告，當然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這種區域組織、區域整合，有些是以這種“盟”的形式，例如東盟、非盟等各種區域合作機制；有些是如中國與各個區域的合作，例如中日韓合作、中國與東盟10+1合作，最新的就是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

從跨文化到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跨越國家邊界甚至不只是地域性的“抱團”，而是時空伸延式的方式，“一帶一路”就是最典型的，雖然它從提出倡議到現在才這么短的時間，卻已經獲得了如此多的國家和地區、組織和企業的支持和積極參與，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1954年6月下旬，應邀訪問印度時，和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右一）、副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右三）、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合影。圖片來源：中國共青團網

所以，是否可以說，今天的世界觀、天下觀不是簡單地去處理國際關系、雙邊關系、外交關系，而是用新的世界觀、天下觀去面對世界性的社會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靈和精英失職，而面對這些“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我們正處在國際關系重建、國際秩序重構、國際規則重寫、國際治理重塑的歷史進程中。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開創未來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外交也是全方位的，不僅是外交官、外交部的事，走出去的留學生、旅游者、投資者、建筑者、表演者、運動員，他們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外交，是即所謂“民間外交”或“公共外交”。

所謂國家形象或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其實也就在他們每天的一言一行、言談舉止之中，而不僅在于新華社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的講法和說辭。盡管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主體是依然是國家，但內外之別正在被打破，一個國家內部某個小地方發生的事情，經過宣傳、夸大甚至誤解，都會影響到整個國家形象；反過來，世界上每天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也會影響到某個國家的偏遠地區的人的行為和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