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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美國制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下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高失業率凸顯在美國經濟中已經隱藏了數十年的鑄幣稅問題，即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和美國是國際經濟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對美國制造業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為美國制造業這個舊話題提供了新談資。當美國經濟整體的福祉成為問題時，人們開始集中關注制造業能否創造就業機會，而不是跨國企業能否通過把生產轉移到國外賺取更多的利潤。

從就業機會創造能力的角度來分析美國制造業，國際金融秩序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立刻顯現出來。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存在的鑄幣稅問題固然給經濟金融化和生產全球化提供了動力，但是二者也成為美國制造業衰落的重要推手，造成美國制造業衰落的因果機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對外直接投資（FDI）的形式從美國源源不斷的資本外流。

對經濟金融化過程的分析大都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然而，推動金融化、提高資源分配效率的原則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影響美國企業。

二戰結束時，美國工業中的多種經營趨勢使得美國企業組織內部的多部門結構（multidivisional structure）制度化。美國政府修改了反壟斷政策，不允許行業內的兼并但是給行業間的兼并敞開了大門，美國企業開始出現從金融視角管控企業（financial conception of control）的大趨勢。大企業的總部開始把產品線和分公司視為是一種投資組合并用財務標準來衡量它們的業績。如果某些產品或分公司的表現不符合預期，就把它們賣掉，再選擇新產品或者用新兼并的分公司來取代舊的。

企業推行資源配置效率的原則很快造成資本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流出美國。

美國經濟在1957年經歷了衰退，造成國內投資機會減少。1958年末，西歐國家開始恢復貨幣自由兌換，消除了美國企業在西歐投資的主要障礙，使它們能夠非常便利地從東道國匯回投資收益。當時，歐洲國家仍然對美國出口商品征收高關稅，因此，在歐洲設廠服務當地市場被視為避開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途徑（Block, 1977）。

與此同時，由于歐洲和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正在提升，美國企業想在潛在對手強大之前就在它們本國的市場上擊敗它們。從這層意義上而言，美國跨國公司對這種趨勢的應對戰略也是以對外直接投資為表現形式的資本外流背后的另一大推動力。

到20世紀50年代末，通過以美國在各海外軍事基地的巨大開支造成的國際收支赤字的形式過量提供的流動性已經造成了美元過剩。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多人認為美元的價值被高估，美國國際收支的赤字遲早會導致美元的大幅度貶值，這成為資本外流的推動力。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這其中的原因有兩個：首先，美元的過高估值使美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有較強的購買力，因為被高估值的美元壓低了美國企業在海外并購的價格；其次，對美元貶值的持續預期使得在那些貨幣預期升值的國家進行投資顯得更加有利可圖，因為在美國國內投資成本過高。

如前所述，美元在20世紀70年代經歷了兩次急劇貶值，每一次都引發了石油危機，因為歐佩克成員國竭力避免出口石油給它們帶來的損失。這些劇烈的變化進一步把資本推出了美國。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使美國企業持有的國內資產貶值，相反，國際資產不斷升值，這在貨幣升值的國家尤其明顯。與此同時，急劇上升的能源費用給國內生產造成了沉重負擔。這次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地惡化了美國制造業的國內生產環境。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政策環境開始偏向金融業，冷落制造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 ）用高利率的激進措施對付通貨膨脹，加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gan）的強硬美元政策從兩個方面給美國制造業造成了巨大壓力。高利率大大增加了國內融資的負擔，降低了美國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同時，高利率吸引了巨額的海外資本流入美國市場，這加大了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導致美元的升值。美元升值暫時減少了資本外流，同時卻嚴重削弱了美國制造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導致美國經常帳戶的赤字急劇增加。1985年《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簽訂后，經常帳戶的赤字的確減少，但對美元貶值的預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體現資源配置效率原則的價值鏈生產理論代表了美國企業戰略的主流思想。該理論的應用無疑使外包業務的實踐得到廣泛推廣，從而進一步加速了美國的資本外流。

為了更多盈利而投資海外成為美國制造業普遍的做法。在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的鼎盛時期，美國企業的所有權被分散以達到擴大股東群體的目的。專業經理人管理的財務獨立的企業變成一種社會制度，通過就業機會、產品安全和環境保護等渠道向社會提供不斷增加的工資和日益優惠的社會政策，③一群進步的企業家精英能為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提供綜合性的解決方案。④

然而，隨著從金融視角管控企業的實踐大行其道，美國企業開始長期面臨持續盈利的壓力，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結構把企業能否獲得融資和能否避免被他人兼并與當前的盈利能力直接掛鉤。①與此同時，由非金融企業進行的金融投資逐漸把投資資本不斷地從制造業擠出，把它們推向金融投資的領域，這就減少了制造業投資可能獲得的融資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