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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我和幾位中國學者一道參加了在德國舉辦的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這屆會議報告的主題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從歐洲人的視角看“西方”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這是一個有歷史縱深的理論性問題，引發與會人士的熱烈討論，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間的現實矛盾所沖淡。

當時正值中國新冠疫情最困難之際，與會的美國政要們不僅對關于疫情的討論或信息沒有興趣，而且抬高對中國批評的調門，糾纏華為5G、香港、新疆等問題，強勢要求歐洲人站隊，試圖形成對中國戰略競爭的西方統一立場。出席會議的美國人陣容強大，包括眾議長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參眾議員，還有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前國務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庫學者。他們顯然是協調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一致立場，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威脅”作為與會的主打話題，污蔑華為產品是“中國情報系統安置在西方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他們指責中國奉行“脅迫性的海洋政策”，運用軍事和外交力量挑釁他國等等，同時宣稱“西方沒有沒落”“西方價值觀將戰勝俄羅斯和中國對‘帝國’的渴望”，要求歐洲與美國共同應對“中共不斷增強的進攻性”。

這些強硬表態呼應了特朗普上臺以來對華政策的調整，把中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者”。三年來，美方相繼挑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在軍事上深化針對中國的部署，政治上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質疑中國的政治體制。美方的持續挑釁迫使中方做出反應和反制，中美關系出現快速下滑。

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傅瑩向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問，引發高度關注。 圖/中國新聞周刊提供

中國與美國“一進一退”

觀察美國政策的改變，不能不看到冷戰后中美兩國的國家基本路線呈現出兩種不同方向的演進態勢。

中國判斷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順勢而為，堅持改革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構建起全球合作網絡，同時也開始更多地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

而另一邊，美國卻沉醉于“歷史的終結”和單極秩序，力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國家，發動了多場戰爭，陷入霸權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對資本的擴張缺乏有效管理，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同時，美國國內矛盾解決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階層生活質量下降，身份認同的矛盾讓社會分歧擴大，政治日益極化。近年美國社會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認為國家的政策和路線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大搞保守主義和本國優先，美國的霸權呈現收縮的姿態，“燈塔效應”也變得黯淡。

中國與美國的“一進一退”，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

美國一方面需要解決這些年內外政策失誤累積起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警惕，并且試圖打壓。美國的政策和態度的轉變給國際形勢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美方擔心中國與其爭奪世界主導權，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輸不起的國家根本利益保衛戰。美鷹派勢力意圖推動對華關系走向全面對抗，認為唯此方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這股力量的動員力和影響力都在擴大。美軍方則以西太平洋、東印度洋為重心，升級軍事部署、強化同盟網絡、推進“印太戰略”，利用南海、臺灣等問題增加對中國的制衡。

外界普遍擔憂：中美是否會閉著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謂守成大國的恐懼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導致沖突？多邊全球合作的架構是否會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現在看來，2020年初發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預示了，中美關系將在這一年里加速滑落。

對華戰略關鍵詞：“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慕安會結束后不久，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的這場“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三次改變世界議程的重大事件。前兩次分別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尤其是后者，使美國陷入嚴重困難。當時世界各國鼎力支持，與美國一道共克時艱。然而這一次，美國在全球層面沒有釋放團結合作的信號，完全沒有體現出發揮領導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僅不出面組織國際防疫，還試圖阻礙合作、制造對抗，令世人驚詫。

國際社會最初對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經過13輪艱難談判，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在2020年初簽署，延宕一年有余的經貿摩擦終于得到緩解，給持續下滑的雙邊關系踩了剎車。在雙方正式簽署協議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電話。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當前國際環境極為復雜的背景下，中美達成這樣的協議有利于中國，有利于美國，有利于整個世界和平和繁榮”。

在這樣的形勢下，人們對中美關系前景的判斷和兩國合作的預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根據中美2001年攜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擊非典、2008年同舟共濟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4年共同阻擊埃博拉病毒的經歷，人們習慣性地預期，這次兩國仍能將這場全球公共衛生挑戰轉化為改善關系、恢復合作的機會。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如人們所愿。武漢疫情發生后，美國政府沒有表現出關心和開展合作的愿望，而是單方面撤僑、斷航，商務部長羅斯將中國疫情稱作“加快工作機會回流的機遇”，言談之間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關懷。美國有一些企業、個人和華人華僑給中國送來了物資援助，但是根據中國官方的信息，沒有收到來自美國政府的實質性援助。《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刺激了中國民眾的痛苦記憶，引爆兩國間輿論對立，在美方拒絕道歉的情況下，中方取消三名駐華美國記者的執照，而美方則壓縮了駐華盛頓的中國記者的人數。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帶來的中美關系緩和勢頭很快被沖淡了。

3月26日，美國舊金山國際機場，前往中國的乘客采取嚴密防護措施，排隊辦理登機手續。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劉關關

但此后，美國國內疫情的暴發和失控，導致經濟衰退，并牽動2020年美國大選選情的變化。特朗普政府為了轉嫁防疫不力的責任、保選情，采取“推責中國”的策略，掀起批評中國的輿論浪潮。白宮的表態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辭指導，強調是由于中國政府的延誤、不透明、向外輸出旅客以及與世界衛生組織勾結，才導致美國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國會一些議員聞風而動，煽動對中國的抱怨，挑動針對中國的溯源追責調查，個別州的檢察部門試圖發起針對中國的索賠訴訟。

中方也不示弱，堅決反擊美方不實之詞，同時用大量數據和事實呈現中國黨和政府采取的負責任措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月7日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更加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歷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沒有因為疫情而放松對中國的打壓，美行政部門頒布針對華為的貿易和出口新規，限制進而準備封鎖華為獲得美方軟件、硬件的產品供應，同時將更多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資企業。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動與中方的科技、產業“脫鉤”力度。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有輿論指責中國借疫情離間美歐跨大西洋關系、擴張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影響力，聲稱中國試圖加強對國際組織的掌控，說中國已經“不再掩飾”與美國爭奪全球領導力的意圖。在臺灣、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美國國會動作不斷，通過《2019臺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國內政的立法，后續還有一批涉華議案等待審議。美行政部門違背“一個中國”政策，與進入第二任期的臺灣蔡英文當局增加了官方接觸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線聯系、人員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縮，這些都在事實上加快“人文脫鉤”的步伐。

兩國關系的急劇惡化對民意產生了負面的塑造作用，憤恨、敵視情緒迅速擴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對1000名美國民眾的調查顯示，6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這是自該中心2005年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以來最為消極的評價，2017年這方面的比例為47％。此次調查中，還有62％的民眾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是美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威脅。在哈里斯民調中心4月在全美開展的調查中，90％的共和黨人、67％的民主黨人認為中國應該為疫情的擴散負責，66％的共和黨人、38％的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政府應該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中國國內雖然沒有民調機構進行此類調查，但從網絡空間的大量評論和媒體聲調看，民眾對美國朝野疑華反華言行十分反感，負面情緒和不信任感也達到了建交以來的高點。

5月20日，白宮網站發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報告（以下簡稱“戰略方針”）。該報告是根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的要求向國會提交的，并非出臺新的對華戰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據形勢變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確地否定美國過去歷屆政府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國崛起對美國帶來的“威脅”和“挑戰”，更加具體地描繪對華競爭的路線，意識形態對立的含義也更濃。可以認為，美國對華競爭性新戰略朝著成型又邁進了一步。

究其原因，還是美國強硬勢力要咬緊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不想讓雙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緩和競爭，進而分散乃至打亂他們的“戰略部署”；相反，他們試圖借機強化競爭。“戰略方針”中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為闡述對華戰略的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