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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史實，就是省外人士對二二八的親身參與。根據臺籍老地下黨員吳克泰先生的回憶。事變爆發之后，外省籍的臺大學生會會長周自強便主動向他表示臺大的外省籍學生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配合抗暴民眾投入戰斗。臺大外省籍學生方生（陳實）亦指出：

有一種論調，說這場斗爭是臺灣本省人反對外省人，是所謂省籍矛盾的產物。直到今天，還有人想利用紀念“二·二八”的機會，繼續散布類似輿論，妄圖為他們鼓吹的臺灣“獨立”、分裂祖國，提供論據。這是徒勞的。事實是，臺灣人民的正義斗爭，得到了全國人民，包括居住在臺灣的外省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毋庸諱言，運動初期在混亂中，確有少數不明真相的臺胞一時誤打了一些無辜的外省人，但是，這種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難以避免的支流現象，絕不會影響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骨肉關系。許多外省人，甚至一些受到誤打的普通外省人，在臺灣同胞獻身精神的感召下，也投入了斗爭的行列。我自己就是這樣。

記得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正好住在臺北城里一位福建同鄉家里。同鄉是氣象局一般職員。當晚就聽說專賣局查緝人員和警察，無理毆打賣煙女販和開槍打死一個圍觀群眾。聽到這些消息，大家對國民黨的胡作非為，都憤憤不平。可以說，這反映了一般外省人的心情。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經罷市、罷工、罷課，氣氛顯得十分緊張。當天午后，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沖進同鄉家里。我和同鄉一家人趕緊從后門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來后我躲到附近公園假山后面。當時我在想，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因為，那些人沖進來的時候，還喊著“打倒國民黨官僚”、“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這就很清楚，他們真正要反對的是誰。所以，當時我雖然挨了打，但并沒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認為，這個賬應記在國民黨反動當局頭上。其次，所以發生誤打，是因為當天中午廣大群眾涌向臺灣長官公署請愿，國民黨衛兵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許多老百姓，這樣才進一步激怒了廣大臺胞，他們把仇恨集中在國民黨官僚身上，而這些官僚絕大多數是從外省去的。再說，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沖進來以后，對同鄉家里東西絲毫沒有動。這就戳穿了所謂“暴民搶劫擄掠”的謊言。

當我初步弄清事件性質之后，開始下決心用實際行動表示對臺灣同胞對外省人進行支持。于是，我向臺灣同學借來一套舊學生制服穿上，和他們一起投身到斗爭中去。當天傍晚，我到新公園去，看見那里已經有了好多人把設在公園里的臺灣廣播電臺團團圍住。我情不自禁地也參加到人群中去，并沖進電臺，和他們一起呼口號、提抗議，要求電臺向全省廣播事件真相和廣大臺胞的要求。此時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和臺灣同胞的心貼得更緊了，彼此感情完全融為一體了。

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么像我這樣挨了打的外省籍青年學生，竟然積極支持這場斗爭？其實，說開了，這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共同的民族災難，共同面對的反動統治，共同的革命理想，把海峽兩岸人民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方生，〈手足情深骨肉相連——紀念“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

外省木刻家黃榮燦為二二八事變所刻劃的版畫《恐怖的檢查》是省外人士支援二二八抗暴民眾最著名的代表。但當時不是只有黃榮燦一個省外藝術家受到二二八抗暴的鼓舞。以下試舉兩例。首先是著名木刻家荒煙為紀念聞一多烈士而創作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荒煙的好友陳耀寰先生回憶：

這幅著名的木刻原題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臺灣開始刻制，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親眼看見他起草稿時不厭其煩地反復征求朋友們的意見，反復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種一絲不茍的精神，實在使人佩服。事隔三十年后，在一次閑談中，荒煙談到這幅木刻的創作過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從報上看到聞一多繼李公仆之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消息，十分震驚，也十分憤怒。他立刻就決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來紀念聞一多烈士，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滔天罪行。當時上海各界五千多人舉行李聞追悼大會，會上有人大聲疾呼：“一個人倒下了，但千萬個人會起來的！”這就為木刻的畫面構圖定下了基本輪廓。到臺灣后，他一直在進行具體構思。他說，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變對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變當天，他在現場看到激烈的群眾斗爭場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幾天后，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接著是大逮捕，大屠殺，白色恐怖籠罩全島。那時，我們都蜇居寓所，悚聽戶外槍聲……而荒煙要用木刻刀參加戰斗的愿望卻十分強烈。他心里明白，直接刻劃“二、二八”起義是不可能的，而構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卻更加成熟了，更具體地形象化了。（陳耀寰，〈南國幽蘭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煙摯友〉）

著名木刻家荒煙為紀念聞一多烈士而創作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

第二個例子則是二二八爆發之際正在臺灣公演話劇的歐陽予倩先生。吳克泰先生回憶：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同歐陽先生約好，帶延平學院學生葉紀東和藍明谷（已在臺灣犧牲）去，向他請教如何組織和開展學生界的話劇活動。歐陽先生親切地一一給他們指點。

談話結束，大約八九點鐘的時候，我從歐陽先生下榻的旅館出來，在回報館編輯部的路上，就遇上了一大批群眾，正往警察局方向跑。一問才知道，專賣局緝私人員搶走了小煙販的香煙和現款，打昏了煙販老嫗，還開槍打死了人，群眾不答應，正在追捕兇手。群眾包圍了警察局，后來又包圍了憲兵隊，要求交出兇手加以嚴辦。這天夜里天氣相當冷，又下著蒙蒙細雨，但群眾一直堅持到天亮。我在中間趕回報館周圍同周青合寫了一篇詳細報道，發稿后又趕回現場同群眾一起堅持到天亮。拂曉時發現警察大隊向群眾反包圍過來，群眾被迫散開。

群眾散開以后自發地動員更多的群眾起來示威游行。整個臺北市沸騰起來了，形成了總罷工、總罷課和總罷市。醞釀已久的火山終于大爆發了。坐著小汽車的國民黨貪官污吏都受到了懲罰，也有外籍的一般中小公務員被誤打。我忙于參加斗爭來不及去照顧歐陽先生一行。雖然誤打外省人的現象很快糾正過來了，我一直擔心著歐陽先生一行的安全。聽說在混亂中有一批群眾去旅館要找外省人算賬。歐陽先生從容不迫地走出來，用日語（當時一般群眾還不會普通話）向群眾發表演說。他說，國民黨貪官污吏欺壓你們，你們就起來同他們斗爭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貪官污吏，是來演戲的，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斗爭。（吳克泰，《歐陽予倩在臺北演話劇──回憶二·二八前夕的一幕》）

作為中國革命組成部分的二二八

就在二二八當日，國民黨當局要求中共駐京、滬、渝三地人員全部撤離，而中共駐南京代表團也在3月7日告別南京。第二次國共合作終于宣告破裂。雖然此事與二二八并無關系，但臺灣青年和勞動者在二二八之后顯著發生的“左轉”和激進化傾向卻為臺灣地下黨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從而在客觀上構成了全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部分。臺灣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就是國民黨當局針對島內地下黨及其武裝基地大發展的局面而發動的殘酷進攻。在這個意義上，二二八也代表了臺灣青年自覺和自決的重要轉折。

如所周知，雖然許多臺灣志士在抗戰期間前往大陸投身于光復臺灣的事業，但臺灣在一九四五年的光復畢竟不是絕大多數臺灣人民用自己的手所換來的成果，因此光復后的臺灣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套兼顧全中國和臺灣本地的適當標準去檢討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甚至也無法針對日據時期的親日派進行真正的清算。但當臺灣的社會變革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并從反帝反封建反對官僚資本的角度重新設定臺灣社會變革的目標，這一切的清理和結算便有了可能。（以土地改革為基礎的階級斗爭正是臺灣地下黨當時一度得以深入群眾的運動基礎。直到國民黨也在臺灣推動土地改革，這樣的運動基礎才遭到根本性的動搖。）正因為出現了這樣的可能性，先進的臺灣青年和勞動者才在二二八之后認識到“祖國”也是可以選擇甚至是參與創造的對象。因此他們摒棄了即將死滅的白色祖國，并選擇了正要誕生并歡迎臺灣人民參與的紅色祖國。

正是在二二八之中，一九四六年才在島內正式形成機關的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首次在臺灣島內參與了臺灣人民的抗暴斗爭。雖然臺灣省工委并不是二二八的發動者（許多附和國民黨史觀的論者經常稱“中共自稱策動并領導了二二八”，但中共其實從未如此宣稱），省工委卻盡可能同時介入武裝斗爭以及非武裝斗爭這兩條戰線。武裝斗爭的戰線以謝雪紅和張志忠分別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和臺灣自治聯軍（嘉南縱隊，采用“政委－司令員”建置）為代表，兩位都是地下黨員；非武裝斗爭的戰線則通過省工委中央和黨外左派王添燈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積極合作而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周旋。雖然省工委的工作成效未能達到最大最好，黨組織卻通過這場“官逼民反”的抗暴斗爭而與廣大的臺灣人民站在了一起，進而使臺灣的社會變革實實在在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這是日據時期的臺灣共產黨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成就！正如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臺灣自治運動〉所言：“我們要告訴臺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采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斗爭就是我們的斗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

有意思的是，臺灣左派和右派各自的政治口號也在臺灣社會變革成為中國革命一部分的過程之中發生了微妙的“交換”。自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以來，臺灣社會運動最主要的口號是右派所主張的、在日本帝國內部的“自治”。這種自治是一種只考慮臺灣一島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徹底改造臺灣社會的愿景。相較之下，一九二八年的臺灣共產黨則公然提出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獨立”口號，并主張發動以土地革命為代表的徹底的社會變革。但由于臺共黨人的“獨立”只是針對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獨立，并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獨立，因此，當這些日據時期主張“獨立”的舊臺共紛紛在臺灣光復之后重新投入政治運動，他們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從臺灣拓展到全中國，進而提出在全中國共同的民主解放斗爭中爭取臺灣自治的口號（當時的主張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國、臺灣自治，一國一制”）。相較之下，在政治上繼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動家（如廖文毅）反而開始主張“獨立”，進而把自己同全中國的解放事業區隔開來，使“獨立”變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載體。

由于臺灣的社會變革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一部分，確立了“只有統一才有自決”的歷史道路，因此，對于大陸民眾而言，二二八不是海峽彼端的故事，而正是“自己的故事”。在這樣的“自己的故事”中，大陸民眾并沒有必要將自己和臺灣島內已經被“總體化”的“外省人”等同起來，更沒有必要同“總體化”了的“本省人”對立起來。應該著手的工作，是從二二八中找尋大陸人民與臺灣絕大多數民眾（無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攜手奮斗的歷史資源。對于今日猶然踟躕于統獨抉擇之間的臺灣人民來說，二二八所提示的方向也正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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