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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卓言若】

【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以來，在大陸上獲得了長達七十年的紀念。但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對此卻毫無所知。臺灣島內關于“二·二八”的討論到1980年代后才有，而且長期被“分離主義”運動壟斷。

近年來，臺灣藍營內部的部分人士企圖將“二·二八事件”重新定義為“皇民造反”，解釋為中日矛盾在臺灣島內的爆發，進而以此反駁“分離主義”所建構的主流論述。

本文作者站在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立場，對“分離主義”的主流論述以及“皇民造反說”分別進行了批評，指出這兩種觀點實為一島史觀的雙生子。把二二八解釋成“日本皇民vs中國人”的中日沖突，無疑很容易吸引愛國民眾的同情。然而這種非歷史的同情所將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讓大陸民眾的歷史認識遭到即將沉沒的國民黨反共史觀的綁架。這種綁架和龍應臺“南方聯盟”所欲遂行的目標沒有任何不同。而中華民族內部的和平與團結才是“二·二八事件”給兩岸人民提出的最大啟示。】

爆發于一九四七年臺灣島上的“二二八事件”轉眼已屆七十年。七十年前的二二八抗暴運動發生在一九四五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重歸中國版圖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雖然事件只是肇因于街頭上的查緝私煙而發生的官民沖突，后果卻是立即彌漫全島的民眾蜂起、國民黨當局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以及延續至今的族群對立和仇恨。在當前臺灣，大概沒有一項歷史事件像二二八那樣深刻影響了臺灣的現實政治，而島內的現實政治也反過來影響了各種關于二二八的歷史詮釋。

從近年流行的一些二二八論述談起

作家陳映真先生曾在“二二八”四十周年之際嘆言：“事隔四十年，在這奇跡也似地開放了公開討論‘二二八’事變的機會的現在，國民黨政府如果依然偏頗固執的硬要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歸納為‘臺民親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動’的‘官方說辭’；或者還是歸納為‘唯國民黨、外省人有罪論’、‘中國民族和臺灣民族對決論’這個分離論的史觀，落后、膚淺尚是余事，無法深入討論、分析，從而獲取歷史的智慧，根本解決此一歷史問題，進一步療傷止痛，建設民族內部的和平、團結與發展，才是嚴重的遺憾了。”（陳映真，〈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事件：臺中風雷》特集卷首〉）──諷刺的是，陳映真先生在三十年前所批判的這些論調，迄今仍如幽靈一般因為臺灣島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利用而不斷改頭換面而復活。

如所周知，在目前壟斷二二八歷史的主流詮釋中，二二八及其延續至今的一切后果都反映出“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民族”對立，并由此衍伸出臺灣人民只有通過“獨立”才能“當家做主”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是目前島內的政治正確。

雖然近年（特別是今年）有不少充滿“好意”的論者試圖反駁這種主流詮釋，卻往往“有意”“無意”成為這種主流詮釋的鏡像。這些論者認為，分離主義者刻劃“臺灣人”與“中國人”對立的根本邏輯是“官逼民反論”──“臺灣人”是“民”而“中國人”是“官”──因此，他們認為反駁“官逼民反論”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二二八解釋成“反民逼官”、扭曲成中日沖突，并由此進一步衍伸出二二八乃是不愿重新做中國人的臺灣“皇民”蓄意造反的奇特論述。

盡管這些充滿“好意”的論者有時也刻意與國民黨劃清界線，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反民逼官論”及其衍生出來的“皇民造反說”其實復述了國民黨當局為了掩蓋自身的執政失敗而制造出來的各種說詞。而且，“反民逼官論”所要指控的“反民”實際上還不直接是所謂的“皇民”，而是實際上參與了二二八的中共地下黨和許許多多的愛國民主人士。因此“反民逼官論”還蘊含了以“皇民造反說”扭曲中共地下黨和全國愛國民主人士對于事變之介入的意圖。打個比方：這種意圖的后果就像是把第四野戰軍在東北戰場的勝利解釋成偽滿軍隊借機對國民黨軍隊的“復仇”一樣──對于大陸的朋友來說，恐怕任何人聽了這種解釋都會瞠目結舌罷。

一定程度上，近年甚囂塵上的“皇民造反論”正以大陸的民眾為灌輸對象。在中日關系持續緊繃的當下，把二二八解釋成“日本皇民vs中國人”的中日沖突，無疑很容易吸引愛國民眾的同情。然而這種非歷史的同情所將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讓大陸民眾的歷史認識遭到即將沉沒的國民黨反共史觀的綁架。這種綁架和龍應臺“南方聯盟”所欲遂行的目標沒有任何不同，因為二者都屬于某種“反攻大陸論”。

把臺灣人總體化為皇民，把二二八總體化為皇民造反，這類論述無非是二二八主流歷史詮釋的鏡像。只不過主流詮釋強調“中國人”是“新殖民者”，而“皇民造反論”強調“本省人”是“被殖民殖到擺脫不了奴化的被殖民者”。主流詮釋強調臺灣人被“中國人”屠殺，而“皇民造反論”強調“皇民”大殺“外省人”。這兩種觀點各自把日本殖民所遺下的罪惡歸結為“這種殖民者”或“那種被殖民者”身上，實在是一島史觀的雙生子。

“皇民造反說”以及各種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差異的論述不但很容易為國民黨當局執政失敗提供開脫的資源，這類說法也不能解釋為什么事變發生前夕全國關于臺灣的新聞報道和輿論都注意到臺灣因為政經危機而民怨蒸騰、危機一觸即發。這種引人注目的危機感可以參考蔣時欽（臺灣抗日運動前輩蔣渭水之子，后來先后加入中共地下黨和臺盟）在1946年7月的觀察：

炎熱和臺風前后襲來，勇壯的夏季又到了。在例年這是登山或游海的季節，但是今年呢？因為高物價，失業，又是流疫，地方治安不寧等等惡劣環境，大家只好悶在城市里。老實說，城市里也難逃這種種惡劣環境，但是為了生活，日夜奔走，好像沒人介意炎熱的樣子。不但這樣，大家卻抱著滿肚的不滿，在痛罵、冷笑，或咒詛著眼前社會的腐敗丑惡現象。我很怕，若是這樣弄下去，臺胞不是患了精神衰弱，則會有爆炸的一天。除這惡劣的現實外，我們有沒有出路？怎樣在這種環境里打開一條血路？打倒官僚政治！爭取民主政治！實現地方自治，即縣市長以及省長民選！我們的結論是這樣，……達到實現民主政治以前，永遠如此，絕不會變的。（原載于《政經報》第二卷第六期，署名“仁”。）

黃榮燦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臺灣“二二·八事件”》，1947年。

而且，皇民造反說更不能解釋二二八爆發之后中共中央和各界民主人士（比方郭沫若、馬敘倫、沈鈞儒、章伯鈞、李濟琛）對臺灣抗暴民眾的支持。其中，臧克家所寫的〈表現──有感于臺灣二二八事變〉可說是最為感人的作品：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顆熱淚把它洗干

祖國，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觸到的母體

不再是只許壓在深心里的

一點溫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你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

換上武器和紅血

來表現！

（《文匯報》，1947年3月8日）

如果真是“臺灣的皇民”反對“中國”的斗爭，為什么全國各界的進步力量要支持臺灣人民的正義斗爭呢？這正是因為當時全國的進步力量普遍將二二八視為全國反蔣斗爭的關鍵組成部分，而且非常清楚二二八的前因與后果。如郭沫若所言：

在蔣朝管治下早遲會有“二二八”慘史發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慘得那樣酷烈，卻是出人意料之外。“殘民以逞”那樣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蔣朝，真可算家常茶飯了。故在今天誰都可以預言，蔣朝不搞垮，“二二八”慘史不僅要再發生于臺灣，而且要普及于全國。上海的殺人頭子吳國楨之流不是已經奉命對人民“格殺勿論”，各地農村不是早經恢復三光政策實行“并村”嗎？蔣朝覆亡在即，它是會加緊瘋狂地倒行逆施的。（郭沫若，〈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大陸歷年“二二八”紀念活動一覽（整理：張方遠；制圖：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