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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云漢】

非常感佩姚中秋老師和楊光斌院長的行動力，幾個月前我們還停留在以清談的形式來討論歷史政治學，而今日已經開始將其建制化。謝謝鼎新兄的提醒，他希望“歷史政治學”的倡議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這個草創的階段，我們有九位學術委員，面對這個仍待開展的主題都還是“半瞎半聾”的，大家都來摸這頭叫“歷史政治學”的大象，每個人都用自己比較熟悉的感觸和學術直覺來給大家提供建議。我今天從一種特定的角度，提供一些自己的淺見。

我想從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來談這個問題，因為歷史政治學需要新的社會科學哲學作為它的基礎，這樣它才會走得更遠、更牢固。美國主流政治學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已經全面松動了，或者說它的立足非常不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一旦借鑒了當前科學哲學領域一些更成熟、更精致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它的指向也會是歷史視野的社會科學研究或者歷史視野的政治學研究，這是不謀而合的。

為什么要在此時此刻特別倡導歷史政治學？我覺得現在有一個比較精簡而具有權威性的提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比較正式地用這樣一個提法，是他在2018年6月召開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時講的，后來在很多其他更重要的場合也都提過。其實，在此之前，我用這個提法已經很多年了，大家可以去看我十年來的演講，我都有在提。我常常費很多唇舌去談為什么我們需要歷史視野的政治學研究，但因為我沒有足夠的權威性，所以并沒有引起關注和重視。

我在演講中常提到，作為中國的知識工作者，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要迎接這個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變化，以及蘊含未來可能的劇烈變化，這是數百年不遇之大變局。大家心里都有這種振蕩的感受：過去的十幾年，特別是過去的十年，一連串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驚心動魄地展開，而且此起彼伏，讓我們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然而，我們的知識架構、知識積累能否應對這樣一種劇烈變動，及在此背景下能否回答我們面臨的各種巨大的問題和困惑呢？我過去也常說，什么是我所謂的歷史劇變時代？這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和秩序劇烈變動，我們熟悉的歷史坐標開始逐漸模糊甚至消失，新的歷史坐標還沒有確立……今天，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當然，中國自身就更不用說了，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千古未有的劇變。例如，古時候人們感嘆“蜀道難”，而現在，早上可以搭高鐵從成都到貴陽吃中飯，晚上又能回到成都，這在十幾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

高鐵讓天塹變坦途，圖片來源：新華網

這個“大變局”還體現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說過，大家都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居然開始松動，大家都認為無可逆轉的趨勢居然開始逆轉。我由此勾勒出四個脈絡，我認為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第一，“冷戰”結束，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國變成唯一超強，大家都相信這個單極體系幾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這個結構的基礎已經全面松動了，歷史的腳步走得真快。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70年代末開始，80-90年代則勢如破竹，席卷發展中地區幾乎所有政體的演化；然而，進入21世紀后它開始失去動能，最近十幾年已經開始進入退潮。我的老朋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講，從他的標準來看，現在全球都處于民主蕭條之中。

第三，戰后七十年，從戰后秩序重建開始，特別是國際經濟秩序不斷往自由化的方向演進，而且其吸納的地區、覆蓋的人口不斷擴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的大趨勢，現在資本主義面臨空前的危機，自由經濟秩序也面臨巨大挑戰。

第四，過去三百年西方國家占據歷史舞臺的中心，他們主導歷史的前進方向，他們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戲規則，主導話語權，但時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這是三百年歷史潮流的反轉。

這些都倒逼我們去探討我們知識體系的時代關聯性在哪里，我們過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徑能否回應這樣的知識挑戰。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個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議題對話“慕尼黑安全論壇”使用了一個主題——"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處于一個肢解的過程，零部件掉了滿地，誰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辦者為會議選這么一個主題，是無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觀點認為，中國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壞者。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中國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設性的。然而，西方國家不這么看，這一點我們暫時不理會。

西方國家當前面對的困境是極為深刻的，而且來自方方面面，他們過去所自信的每個環節都出問題了：

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戰后多邊機制，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

第二，原來一般認為整個戰后體制的主軸是美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壓艙石就是大西洋聯盟，美國和西歐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脅的特殊伙伴關系，但這居然也開始裂解，歐盟本身能否維續也是一個問題。

第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特別是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遭遇到巨大反彈，反全球化與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激進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在崩解。

第四，民主體制本身也出現合法性危機，治理失靈，這在美國和歐洲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了，而我認為問題遠比我們看到的還更嚴重，因為它沒有能力解決財政危機、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經濟停滯等方方面面的問題，經濟分配沖突也幾乎沒有解藥，只是在拖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