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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朱云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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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不會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拋出一個問題。他認為很多國際關系學者在討論21世紀國際秩序時，都擔心中美關系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實我們更應該要問世界經濟是否會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最終難免一戰的歷史教訓。約瑟夫?奈則是因為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拋棄美國作為國際公共產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有能力與意愿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危機。

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研究經濟大蕭條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他研究世界經濟危機是怎么起源的，為什么會快速蔓延，為什么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自拔于經濟危機之中。當然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就是各個國家要進行經濟分工與貿易，世界經濟體要穩定運作，需要一個龍頭、一個領導者，這個領導者要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產品”。

金德爾伯格從他的歷史研究中提煉出“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主張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運行，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兩個范疇：一是經濟交換與合作的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護、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等，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能實現。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也就難以避免，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二是世界經濟的危機管理機制，即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經濟出現巨大周期波動或金融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其一，當經濟嚴重緊縮時，這個國家是最后的購買者，它不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并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買力；其二，在資本市場陷入恐慌時，這個國家是最后的信用擔保者，可以實時為世界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其陷入流動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級大國或緊密團結的少數核心大國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其他經濟體都只能搭便車。

“大蕭條”時期的美國

金德爾伯格認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是扮演這樣一個“領導者”角色，負責開放市場、穩定匯率、維護和平秩序和航行自由等。但是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出現悲劇的原因就是領導權的青黃不接。當時的英國已經沒有力量去扮演這個角色，而美國也許有這個力量，但是沒有這個意愿。所以奈說現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拋棄這個領導責任，不再愿意去扮演這個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他的擔心是，當前中國也許力量還不夠，或者沒有這種意愿，或者還想繼續搭便車，因此一旦美國不愿繼續承擔國際領導責任，世界經濟體系便會出現巨大的動蕩甚至會慢慢解體，貿易戰將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再出現金融危機，可能就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者能夠扮演危機管理的角色。

奈的擔憂是很典型的美國主流外交精英的觀點，他們對美國中心秩序的衰落預設了各種悲觀的結論。他們傾向于夸大美國的領導地位，并低估其他利益攸關者支撐全球多邊體制的能力與意愿，也不愿認真面對從“西方中心世界”過渡到“后西方世界”的全球秩序重組過程中，以中國為首的重要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有能力扮演積極性與建設性角色的這個重要課題，所以他的分析是對歷史經驗的一種片面詮釋。

的確，當下的世界存在著類似20世紀30年代貿易大戰悲劇重演的風險，但形成系統性危機的概率并不大，因為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所帶動的貿易網絡、交叉股權結構、信息網絡、金融網絡、移民網絡與跨國企業內部交易網路，已經把全球經濟聯結成為一個空前緊密、高度整合的整體，也讓人類社會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達到“經濟連體嬰”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對每個國家而言都太大了，大到幾乎不可能實現這樣一種完全逆轉式的激進政治工程。

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球化產生的相關利益攸關者群體的數量還是遠大于受損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撐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基本上是少數，而且主要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超出這個范圍以外，不管是在中國、印度還是巴西，或是很多中小型歐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社會精英都已明白自己的國家沒有別的選項，必須要融入全球經濟，而且要維護這些原來很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跟國際規范。

奈也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與意愿。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我們把它叫作“補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且已經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與全球各地區的政策協調和合作機制，這是中國這十幾年來非常重要的建樹。在當前國際社會不夠完整、不夠完善的現有多邊體制下，中國對國際體制做了非常重要的補充性建構，而且正引領新興市場國家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所以在全球經濟體系中，雖然局部浮現出一些裂解性的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聯結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時涌現，中國在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們的基本判斷是再聯結與深化融合的力量遠大于裂解的力量。

當然，美國可能因為自己塊頭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顧后，可以完全在雙邊關系里濫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而且在對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特朗普的行事風格讓許多美國保守派的資深外交人士都看不下去，擔心美國的國際形象已經墮落為“流氓超強”（rogue superpower），但他毫不在意這些批評，甚至還公開崇拜美國歷史上展現殘暴不仁本性的人物。但是，全球經濟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應該是可控的，因為特朗普推進的激進單邊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遭到了很多國家強烈的反對，所有其他國家的立場基本上非常一致，它們不會跟進特朗普的激進單邊主義，也不會輕易地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略對抗中選站。2018年10月的亞歐峰會上，50多個亞歐國家的首腦在共同的聲明中很強烈地表達了他們對聯合國體制、WT0多邊貿易體制、《巴黎氣候協議》以及《伊朗核協議》的堅定支持，與美國激進的單邊主義劃清界限。雖然它們現在暫時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動，但是只要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一種共同的認識，就不可能退回從前那種撕裂、對抗或者完全封閉的勢力范圍，甚至再去發動一場“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