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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ABN的隊伍也在壯大，很多重要的政客和官員也加入到了ABN的行列。比如，ABN為了紀念烏克蘭起義軍UPA成立40周年的 “國際委員會”名單中，就赫然出現了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共和黨保守派大佬，1964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美軍中將丹尼爾·格拉漢姆（Daniel O. Graham，曾任中情局副局長和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美軍上將布魯斯·霍洛威（Bruce K. Holloway，曾任戰略空軍司令部司令）等一干美國軍政要人……這些軍政要人也不只是單純掛個名字，而是切實地跟ABN進行密切合作，在美國國內通過游說和拉票幫助符合他們右翼意識形態的政客當選，在美國國外則是共同支援亞非拉地區的反共政權或叛軍。

ABN的巔峰時刻，當屬里根政府時期。里根其實跟東歐流亡者們早有交集。1968年里根還是加州州長的時候，他就簽署了宣言，將4月10日定為所謂的“克羅地亞獨立日” ，聲稱自己是在為超過15萬身處加州的克羅地亞裔發聲，指責南斯拉夫奴役克羅地亞民族……里根的這一宣言，與加州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組織的影響和游說是分不開的。里根“邀請全體公民都致以敬意”的4月10日，正是二戰時期納粹支持的克羅地亞法西斯政權的建國日。

里根當州長時紀念所謂“克羅地亞獨立日”的宣言

順帶一提，美國國會在ABN的游說下，于1981年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不光支持烏克蘭的獨立，還干涉烏克蘭的所謂“宗教自由”，甚至支持將6月30日作為“烏克蘭獨立日” 。而6月30日這個日期是什么日子呢？正是ABN領導人班德拉和斯特茨科在1941年協助納粹侵略波蘭和蘇聯時，自封的烏克蘭政府成立的日子。

當然，美國議員們可不知道（或者無視了）這個日期蘊含的納粹背景，也沒有思考為什么班德拉和斯特茨科的所謂政府可以代表烏克蘭人民，而是全盤接受了ABN一方的主張，認為6月30日就是烏克蘭民族同時抗擊納粹和蘇聯，爭取民族解放的紀念日（當然，后來蘇聯解體，烏克蘭就有了真正的“獨立日”了）。

總之，憑借著ABN這些流亡者在共和黨內為競選做出的貢獻，以及多年的人脈積累，很多烏克蘭裔成員在里根政府內得到特別重用。比如，前面提到的UCCA主席列夫·多布里揚斯基被委任為駐巴哈馬大使，多布里揚斯基的女兒保拉·多布里揚斯基（Paula Dobriansky）則加入國家安全委員會。UCCA的信息服務部長喬治·內斯特楚克（George Nesterczuk）先是擔任了美國人事管理局的副局長，隨后又擔任了美國新聞署的副署長。

1983年7月，白宮甚至直接舉辦了一場“被奴役國家周”的活動，同時紀念ABN成立40周年，ABN和斯特茨科被視為先進團體和個人邀請到白宮。在活動上，里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親切接見ABN領導人斯特茨科，與其握手并合影留念，還向他深情承諾：“你們的奮斗就是我們的奮斗，你們的夢想就是我們的夢想。你們終有一天也將自由。你們是自由世界的良知。”

1983年的ABN會刊封面，就是里根在白宮會見ABN成員的照片

1986年斯特茨科去世時，里根政府也公開表示哀悼，向斯特茨科的遺孀、也是ABN新任領導人致了唁電。在唁電中，里根將斯特茨科的一生形容為“懷著對自由的熱愛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了被暴政籠罩的黑暗年代。”

當然，里根政府吹斯特茨科是自由世界的良心、為ABN等流亡者組織加油打氣，斯特茨科也會帶著ABN吹里根是自由世界的救星，支援里根的競選活動。

1984年大選時，ABN就發布宣言，動員其下屬的各族裔流亡者都要在選舉中支持里根：“所有來自被俄國奴役國家的美國公民，對各自國家和美國懷有使命感的人，都應當共同啟動支持里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的競選活動……里根總統是熱愛自由的美國民族及其反殖民解放戰爭傳統的最佳化身。ABN在美國的朋友和同情者，將全力支持里根總統和布什副總統的連任……”

本質上，里根還有那些美國政客們對斯特茨科放的彩虹屁都是商業互吹，大家互相利用罷了。

客觀地說，ABN和斯特茨科之流并不是真的那么神通廣大。雖然他們個人的“奮斗”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乘上了反共的東風，抱對了右翼的大腿，迎合了美國政客們的需要。

重大挑戰——區區司法部與媒體竟妄想扳倒流亡者？！

當然，即便是這群東歐流亡者已經上達天聽，也并不能總是左右逢源，不是所有美國人都想看到一群前納粹成員跑到美國吃香喝辣。ABN遭遇到的考驗不光來自蘇聯，也來自美國。

很多記者和學者早就寫了很多文章揭露共和黨與極右翼和納粹分子的勾結，而美國司法部也有一個“特別調查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簡稱OSI）”來調查流入美國的納粹余孽。

比如上面就是《華盛頓郵報》著名專欄作家杰克·安德森寫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揭露尼克松與前納粹分子的關系。

《紐約客》記者喬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和他兄弟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當時也寫了一本書揭露反共產主義聯盟，在書里將ABN形容為“最大最重要的，為全世界前納粹合作者服務的傘形組織”。

實事求是地說，我如今能在這里寫這么一大串文字，一部分要歸功于冷戰時期的這些美國記者、學者和作家們寫下的史料，幫助總結和歸納了不少這些東歐流亡者的納粹黑歷史，以及他們和美國政界的關系。

當然，最大的功勞還要歸于ABN自己發行的官方刊物《ABN通訊（ABN Correspondence）》（其中一套原件就躺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畢竟匹茲堡也是不少這些東歐流亡者落腳和終老的地方），他們對自己的納粹往事、極端主義以及反猶主義其實也毫不避諱，只不過會想辦法洗白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