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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對決議起到重大影響的人，則是列夫·多布里揚斯基（Lev Dobriansky），“被奴役國家決議”文本的實際起草人。

多布里揚斯基明面上是喬治城大學的教授，但也是一名狂熱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來自由OUN主導的“烏克蘭國會委員會（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簡稱UCCA）”。 多布里揚斯基長久以來就是烏克蘭極右翼組織OUN（以及隨后成立的ABN）的支持者，為ABN在美國的活動提供了大量支持。多布里揚斯基不光將自己的極端主義觀點灌輸進國會決議中，隨后也成為“美國被奴役國家委員會”的主席，負責“被奴役國家周”的相關工作。

就這樣，雖然ABN沒有明面上推動“被奴役國家決議”，但他們已經成功地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塞進了美國國會和主流政界。

最能體現ABN帶私貨水平的是什么呢？就是“被奴役國家決議”中的“被奴役國家”名單。

參議院決議列出來的“被奴役國家”與ABN自稱的成員國名單高度重合，只不過在ABN的東歐及蘇聯成員國之外，又加上了中國大陸、西藏地區、朝鮮、北越。這其中最為荒謬的，就是該決議提到了“伊德爾-烏拉爾（Idel-Ural）”和“哥薩基亞（Cossackia）”這兩個ABN聲稱被俄國與共產主義奴役的國家。

但事實上，“伊德爾-烏拉爾”和“哥薩基亞”這兩個國家根本不存在于現實中。“伊德爾-烏拉爾”這個名詞曾短暫出現于十月革命后的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哥薩基亞”則在歷史上完全沒有痕跡，純粹是一小部分哥薩克流亡者想象中的政權。而“伊德爾-烏拉爾”和“哥薩基亞”這兩個名詞再度成為一個重要概念，完全是納粹的宣傳和謀劃。納粹德國希望招募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為他們賣命，便宣稱會將蘇聯肢解為數個民族國家幫他們復國，其中就有韃靼人的“伊德爾-烏拉爾”和哥薩克人的“哥薩基亞”。

納粹德國倒是有個“伊德爾-烏拉爾軍團”

受到納粹支持建立起來的ABN，本來也抱有相同的想法，自然吸收了這些納粹宣傳，將“伊德爾-烏拉爾”和“哥薩基亞”作為真實的國家，算作了“成員國”。受到ABN宣傳潛移默化影響的美國政客們，則將這兩個國家寫入了決議。就這樣，兩個被納粹推廣的國家概念，堂而皇之地刻在了美國法律里，并被紀念至今。這也是ABN這樣的極右翼組織此時對美國政壇具有巨大影響的一個鮮活案例。

那么，這個“被奴役國家決議”具體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別的不好說，但至少這個決議直接把美國的“冷戰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給坑慘了。

喬治·凱南從一開始就覺得“被奴役國家決議”簡直蠢爆了。他在回憶錄里是這么說的：

“這一決議讓美國承諾去‘解放’二十二個‘國家’，其中兩個國家根本就不存在，而其中一個‘國家’連名字似乎都還是在最近這場戰爭中被納粹宣傳所創造出來的……我想象不到這些人能讓我們做的更糟的事情了。讓我們從政治上與軍事上不光對抗蘇聯政權，還要對抗傳統俄國大地上最強大最豐富的民族要素，而且還是為了一群根本不可能團結的民族主義極端分子，他們如果沒有對美國刺刀的無限依賴根本不可能面對俄國壓力：這種愚蠢簡直到了令人驚嘆的層次，就連日后在越南的冒險行動都相形見絀……”

凱南為什么對意見這么大？因為他1961就任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試圖分化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系，幫美國爭取到南斯拉夫的支持。結果凱南剛到那兒，肯尼迪總統就照例發表了“被奴役國家周”的宣言，而南斯拉夫也屬于需要被美國推翻的“被奴役國家”的一員。這就讓凱南的工作非常難做了。

凱南在回憶錄里吐槽：

“我既要出任大使致力于與這個政權增進良好關系，又要致力于推翻這個政權，這也太沒道理了……”

不光如此，在“被奴役國家決議”團體的支持下，美國國內從國會到民間都有大量針對南斯拉夫的敵意活動，商品被抵制，使領館被破壞，正常貿易被干擾……影響最大的則是1962年國會在沒有征求凱南和外交部門意見的情況下，強行終止了美國對南斯拉夫的援助，并撤銷維持了80年的最惠國待遇。兩個月后，鐵托光速訪問莫斯科尋求援助，讓凱南的努力付諸東流。

在凱南看來，他的外交滑鐵盧和“被奴役國家”團體的影響力是分不開的。他總結道：

“這些所謂的難民在華盛頓可不是沒有影響力的。他們通過在大城市形成堅實投票集體，可以有效地直接影響到國會議員個人。而且他們也成功地訴諸了宗教情感，以及彌漫的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緒……”

其實，凱南在這里也道出了這些東歐流亡者真正的力量源泉：這些流亡者具有影響力，并不是因為他們本身手眼通天，而是因為他們利用了美國的選舉制度、政客的投機心理、國民的宗教情感以及社會的反共情緒。

當然，凱南的話不止適用于東歐流亡者，也不止適用于幾十年前的冷戰。

走上人生巔峰——我一個烏克蘭人怎么就成了白宮座上賓？

盡管從凱南的角度來看，以ABN為首的這群東歐流亡者是美國外交事業的破壞者，但他們在冷戰時期的美國、甚至在整個世界舞臺越混越好。

ABN的建隊核心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發家靠的是東歐流亡者，但ABN早就已經放眼全球的反共事業，與拉美以及亞洲的反共勢力都有密切合作。

比如，ABN很早就加入了1952年蔣介石政權建立的世界反共聯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簡稱WACL。順帶一提，這個組織現在改名為了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總部還是在臺北，同一套班底不同的名稱），蔣介石也經常出現在ABN的官方刊物上。

蔣介石和斯特茨科的合影

比如蔣介石在1956年接受ABN的采訪，呼吁西方對他的反共事業進行更多支持

不過，ABN最大的大腿仍然是美國。隨著ABN的發展壯大，越來越多的ABN成員加入民主黨和共和黨工作，而眾多的兩黨官員和政客也被拉攏進了ABN。

比如，“ABN美國之友”的主席、兼ABN下屬的“保加利亞民族陣線”領導人伊萬·杜雪夫（Ivan Docheff），同時也加入了共和黨，幫助共和黨拉攏保加利亞裔選民，還順便把其它的ABN族裔組織也一并帶了過去。于是，共和黨內的東歐族裔組織和ABN相應的下屬機構都共用了一套班子。杜雪夫曾在采訪中夸耀，如果想要尋找“保加利亞民族陣線”的人，就可以直接去找當地“里根-布什”競選委員會的保加利亞成員，“他們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