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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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主義是好是壞？為何今天“見人就嫁”？
有的國家，特別是前蘇聯控制的國家，這些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還是真心的。但好多原來的專制國家，因為美國給槍給炮，我一喊自由主義美國就支持，所以出了一大堆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運動。這樣一來就導致知識分子又產生誤解了，以為民族主義是好東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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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只能追隨西方社科理論？我偏不信
“中國人有能力挑戰西方社會學的紀念碑式人物，并且建構超越他們的理論嗎？”這是2000年后我經常在想的一個問題。遺憾的是，中國尚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人物。難道中國人就只有追隨能力嗎？帶著一種不服氣的精神，我發起了一個對于自己的挑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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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羅馬，中國大一統的根源在哪？
中國歷史上有著周期性的“朝代循環”。但這朝代循環的背后并不具有什么周期性規律。如果有什么規律，它應也是“一樣生百樣死”這樣一句俗話。中國每個朝代的倒臺原因非常不同，但是新的大一統局面形成的背后卻都有著相似的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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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譜的言論是如何產生的
今天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與轉型過程中，需要的不是口號式的政治動員，而是知識界的自我啟蒙。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主義水準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熱衷的主義和口號雖然聽起來調子很高，但對于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卻并無多大功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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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工業資本主義發生于歐洲而非中國
筆者并不給予工業資本主義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價值，亦不持中國在18 世紀比西歐落后（或先進）的觀點。本文僅僅試圖闡明，西歐與中國差異巨大，在工業資本主義興起與傳播之前，它們的發展遵循著非常不同的規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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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源
中國為什么能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走向統一，并在以后兩千多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保持了統一，而歐洲卻在羅馬帝國垮臺后始終處于分裂局面？面對這個問題，人們首先會想到地理因素。但地理條件顯然不是決定中國統一和歐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我想就中國是怎么獲得統一以及這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這兩個相關問題，為讀者作出分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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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錯了，波蘭尼就全對嗎
今年是波蘭尼的《巨變》出版七十周年。波蘭尼和哈耶克兩位奧地利思想家在二戰結束前寫出《巨變》和《通往奴役之路》這樣兩本書來，簡直就是企圖通過戲弄人類，以兩種經濟體制的失敗互證對方的偉大。兩書中有許多觀點都失之偏頗，但為何它們能成為永遠的經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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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用社會運動來“維穩”
改革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導致了“群體事件”多發。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新的集體行動具有地方化和非政治化的特點。但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則在許多基本價值觀上缺乏共識。中國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各類社會矛盾就可能會出現整合。簡單地直接用錢解決問題，或過度加強上訪制度，會鼓勵民粹主義，造成嚴重的后遺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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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與西化在現代中國的較量
盡管西化仍然是當前中國發展的真正驅動力，但在許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正在變得富裕，許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建立另外一種道德、政治和國際秩序的強烈愿望。此種秩序吸收了許多西方因素，但儒教處于核心。傳統儒教國家的崩潰及儒教文化社會影響力的衰落并不意味著過去的歷史與今天的中國無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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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需要破除理科思維
棄理從文的趙鼎新曾經也有過“魯迅情懷”，但是在真正投入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之后，他逐漸認識到社會科學領域并不存在科學“真理”，對于社會的發展，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種聲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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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民”登上歷史舞臺
本文有以下兩層用意。其一想告誡那些具有強烈精英主義、充滿“國師”欲望、而對現實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進入政治過程是近兩百年來的世界潮流，逆之而行將是螳臂當車。其二是告誡那些有著濃厚的民粹主義傾向、持有簡單自由主義觀點，但同樣也是對現實政治不甚了了的人，人民政治完全不等同于美好的未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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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合法性、國家自主性與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不在于任何一個具體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舉措產生了對經濟發展來說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并且國家能夠在一個國家主義式或自由主義式的政策的負面因素凸顯時，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團和意識形態的捆綁，出臺新的對策。中國改革開放五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里，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動力是不一樣的。經濟發展的動力始終是和國家的合法性壓力一致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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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會不會發生革命？
改革開放后共產黨逐漸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但是一些知識分子、學生和民眾卻接過“革命的旗幟”，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最近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所謂“茉莉花運動”等事件。也有知識分子提出中國應該“告別革命”，應該反對激進主義。這是一種應然性吁求，但問題在于：中國是否會再發生（或者能避免）一場革命性的社會動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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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競爭中的決定因素
游牧民族雖然傳入了很多新的歷史和文化，但并沒有根本改變中國儒法國家的政治結構。歷經千年歷史，中國游牧民族能始終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保持活力，主要依靠三個結構性因素及相關機制，包括氣候條件、雙方管理者的智慧，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體和農業政體在地理、生產方式、組織上的比較優勢。他們相互學習模仿，在競爭中同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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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群己權界
密爾在《論自由》中提出了“傷害原則”，以之作為界定“群己權界”的原則，用以保障個人免受他人或政府不當干預的自主領域。“傷害原則”指的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對其中任何成員的行為自由進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護。權力能夠違背文明共同體任何成員的意志而對他進行正當干涉的惟一目的，便在于防止他對于他人的傷害……任何人的行為，他對社會負有責任的部分只能是那些與他人相關涉的行為。在僅僅關涉自身的部分中，他的獨立性是絕對正當的。對于他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心，個人便是最高統治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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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鼎新：“天命觀”及政績合法性在中國的體現
政績合法性有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它承載著具體的承諾，而一旦做出的承諾沒有兌現，政治危機將接踵而至。當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權主要基于其政績時，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因為現代政體往往并非以穩定為目標，而是注重發展，并且會做出過多的承諾。因此，盡管當前的中國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績，增強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選舉為基礎的合法性，否則當中國經濟放緩時，它仍將可能面臨一系列的挑戰。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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