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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影響進入后被迫發生的。中國從一個奉行儒法政治模式的帝國發展為現代國家，儒教及中華帝國的遺產在現代中國繼續發揮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歷史主題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雖屢次被西方國家及日本打敗，但在復制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時卻擁有諸多優勢。不能建立以發展為導向的強大民族國家，是許多后發國家都面臨的問題。然而，中國素有強勢國家（strong state）的傳統，廣袤的核心領土，其廣大人口共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而其精英群體則具有集體認同，所有這些或多或少地歸功于千年之久的儒教國家傳統。中國龐大的規模及相較其他文明更為同源的文化，不僅使外國列強在西方帝國主義全盛時期難以肢解或吞并中國，而且使中國人更易構建現代國家認同。盡管在19世紀期間中國不是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國家，但強勢國家的傳統是其后來取得經濟突破的一大利好因素。

此外，中國悠久的科舉考試傳統孕育了一種文化，即強調通過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然而，這對中華帝國自主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并非積極力量，因為儒家教育注重中國典籍而不是數學、科學或實用知識；并且，中國精英將通過科舉考試成為高級官員視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過，當其他條件成熟時，成就導向型文化便是中國趕上西方世界的重要優勢。

直到最近數十年，中國一直是一個窮國。許多因素造成了中國發展的長期滯后，而這些因素的重要性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著變化。在19世紀，中國的國力及優越感似乎是個主要問題。當歐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時，中國清政府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權，并在中國南部、西部及亞洲內陸大規模擴張。到19世紀，中國人仍然認為中國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間上的中心。帝國的規模給了清廷及精英強烈的安全感。此外，文化優越感使當年的中國精英學習遲緩。比如，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時，戰敗給旁觀的日本所帶來的警示遠甚于中國自身。在19世紀60年代，當中日都啟動改革時，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憲制度，而中國則將采用更優良的西方武器裝備作為首要目標。

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在中國早期現代歷史上是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在戰爭前，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日本是半開化的小國。然而，在明治維新后不到30年，這個國家就能夠打敗中國。此外，與關注在華開放通商口岸和提升政治影響力的西方列強不同，日本從它崛起的第一天開始就垂涎于中國的領土。

自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民族救亡成了中國壓倒性的議題。中國人的自豪感逐漸褪去，最后被對西方文化和理念（包括但不限于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幾近盲目的崇拜所替代。儒教和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越來越多地被指責為中國落后的根源，所謂的“落后”是指中國無法抵御外國軍事侵略，不能迅速且成功地復制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為了民族救亡而進行更加激進的變革和革命。

同時，20世紀早期的每一個重要轉折點都與日本的侵略有關。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觸發了愈加激進的變革及革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終止。1919年五四運動的誘因是日本政府強加于中國政府的“二十一條”及巴黎和會，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利益轉交給日本，而不是交還給中國。

總之，20世紀前半期所發生的主要社會運動與革命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即拯救中華民族。為達到目標，中國人尋找當時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及任何他們認為有用的意識形態。振興民族的早期措施收效甚微，促使后輩們越來越傾向于更激進的方案，直到1949年共產主義中國出現。

2013年10月，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在代表中國現代化成果的上海陸家嘴遠眺

中國經濟奇跡何以可能？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后在中國獲得了有力的支持。它推行的土地改革有益于貧困農民，早期的工業政策給予了工人幾年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社會福利。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非常高興，因為中共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可以抵抗西方列強的強大政府，他們為此已經苦苦尋求了數代。朝鮮戰爭后，中國經濟復蘇，民眾的民族自豪感達到新的高峰，大部分中國人將中國軍隊可以與美軍打持久戰視為中國國力恢復的標志，并倍感驕傲。中共奪取政權后僅數年內，中共就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毛澤東也成為了全黨全國共同的魅力型領袖。

人民對毛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信仰，給予政府無限的自主性，允許它幾乎完全控制中國的軍事及經濟；盡管當時一些政策已經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大躍進”（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大躍進”是一次激進的工業化狂飆，導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經濟困難；“文革”后期，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幾近崩潰的經濟狀況及中國大眾對貧困而不幸生活的普遍失望，推動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在毛澤東去世后立即采取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將中國近來的經濟表現說成奇跡有些言過其實。首先，世界上鮮有國家擁有中國這樣遼闊的疆域、強勢國家的傳統、廣泛存在的身份認同以及成就導向型文化。現在，中國人曾經的自豪感已經消失，向西方學習成為常態，當然，這也是近百年來改革及革命的結果。中國延續千年的強勢國家及成就導向型文化已經完成向高度發展導向的轉變。

其次，近一個世紀的現代化導向型的改革及革命，已經破壞或削弱了曾經阻礙中國建立工業國家的很多傳統文化因素和社會結構。

再次，中國的崛起出現于一個較為良好的國際環境之中。基于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中美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極大的改善；貿易自由主義觀念在全球高漲；加上因為語言和文化相似，東亞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發展經驗及剩余資本易于被中國吸收。

最后，作為“文革”災難性后果之一，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狂熱消褪了，這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在80年代早期，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要維持政治穩定就必須堅持改革政策，中共的執政地位有賴于良好的經濟表現，而非意識形態立場。然而，中國直到90年代仍然保持著革命政權的大部分組織和動員能力，所以國家還有很強的能力領導這樣一場改革，并能夠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績。這種政治結構非常有利于經濟發展。

儒教政治社會功能消失

中國已經從一個政治制度、文化完全異于西方，并對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充滿敵意的帝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制造業中心，當前中國仍然保持著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儒法國家的許多制度和文化遺產已經消失，但一些仍然留存了下來，并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影響。另外，中國的過去對其未來的影響也不會只是文化與觀念方面一次簡單的傳承。在此過程中必定涉及相互競爭的、具有不同組織能力、資源和利益的社會行為體。這些社會行為體的行為及效力反過來又受到國家結構化行為、國際環境和新形勢的調節。中國的歷史及近百年來的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社會變革，將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

 

儒教政治模式及儒教文化在中國社會的統治地位已經消失。現代中國及未來短期內的中國所擁有的絕大部分特質或多或少都與這種結構性變革有關。1911年的辛亥革命粉碎了長達千年的儒家政治體系。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將儒教及儒教文化視為中國積弱的根源。從那時起，中國政府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便開始想方設法地摧毀中國傳統文化，批判支撐這種文化的制度。在當今的中國，儒教道德及政治秩序再次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推崇，甚至獲得政府的部分支持。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

 

中國在重塑儒教成為主流價值觀方面所面臨的困難，不僅僅來自一個世紀以來激進的現代化建設所帶來的破壞性后果。如果這些因素是造成儒教崩潰的全部原因，今天中東的伊斯蘭教、印度的印度教、美國和西歐的基督教以及東歐的東正教便應該遭遇類似的境況。現實卻并非如此，因為上述每個宗教在現代化建設的沖擊下均幸存下來，在社會中依然是一股強大的勢力。儒教的崩潰在全世界宗教中是不同尋常的，與其本身性質有關。

盡管儒教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宗教，但我們不能忽視事實，即這種宗教強調世界的內在道德秩序甚于超驗神圣秩序。儒教之所以曾在中華帝國占據主導地位，一是因為它為國家權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為社會提供了道德秩序；二是因為自宋代以降，帝國政權和社會或多或少都是依據儒教準則進行構建的；三是因為一些國家或社會組織發展出了某種類似于教會的功能。然而，上述社會條件一旦消失，儒教便失去了根基，從一種支持國家和社會的絕對組織力量退縮為一種離散的、非強制性的意識形態或哲學。這恰好是那些試圖恢復儒教傳統地位的人所面臨的問題。

儒教國家崩塌及儒教在社會中作用急劇下降帶來了若干挑戰。中國不是小國，擁有自己的文明。作為一種世界主要文明的創造者，中國人的自我形象將成為自己的負擔。現在中國正在變得富裕，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建立另外一種道德、政治和國際秩序的強烈愿望，此種秩序吸收了許多西方因素，但儒教處于核心。這種努力遭遇的困難不僅來自自身，因為日益盛行的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導向的儒家價值觀存在矛盾，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儒教已經退化為一種鮮有制度支持的意識形態或哲學。因此，短期來看，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近來所倡導的儒學復興并不會達到其所期望的結果，盡管社會對其制造的張力會出現真正的反彈。

儒法國家的轉型挑戰

在今天的中國，盡管知識分子們某些關注點受到廣泛認同，但建設與倡導以儒教為中心的道德及政治愿景的參與者畢竟寥寥無幾。西化仍然是當前中國發展的真正驅動力，特別是追求富裕的普遍訴求，越來越被接受的個人主義文化以及廣泛存在的進步主義史觀。在包括現代西方在內的其他主要文明中，各種世界宗教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幸存下來，并成為發展主義的制動器，平衡社會的進步沖動。幾乎完全崩潰的儒教并沒有為中國留下類似的制動器。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保守主義力量十分弱小。進步史觀受到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的普遍認同。因此，西化在中國得到了最毫無保留的展示。

儒教國家的崩潰及儒教文化社會影響力的衰落并不意味著過去的歷史與今天的中國無關。在許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幾乎每個階層的中國人都注重教育的價值，直到今天，他們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依舊十分巨大。當然，這種文化不僅是儒教遺產，因為現代中國創建出許多機構來維持教育導向型文化。然而，現代中國政府如此容易地提倡教育導向型社會，中國民眾又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接受，這個事實展示了儒教遺產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中國，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教國家傳統在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強勢國家的傳統和文治的共識，這在后發國家間是很罕見的。中國的疆域如此廣闊，任何一個軍閥都很難單獨通過武力來控制整個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盡管軍閥主義主導著中國的政壇，但沒有一個軍閥公然宣稱己方為軍政府。他們反而在這段時期內，在其勢力范圍內促進并建立文職機構。當中國重新走向統一時，不論當政的是民族主義政府還是共產主義政府，國家都得以毫無阻力地推行各種分治和制衡機制。因為存在強勢國家的傳統和文治的共識，中國總是能迅速恢復文官統治，并致力于改善政府、社會的治理。

儒教國家傳統的遺產迄今賦予了中國一種強烈的內向特質。中國悠久的歷史及頻繁變幻的帝國命運，使西方國家無法像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那樣在中國人心理上留下持久的印記。中國遼闊的疆域和龐大人口數量使中國人很少擔心外部威脅，而是要求政府聚焦于無窮無盡的內部問題。到目前為止，中國奉行溫和而非強硬的外交政策，某種程度上也是這一傳統的表現。

就人類社會的政治經驗看，有三種理想型途徑可使國家權力合法化：允諾更好未來的意識形態、定期換屆選舉、政府治理績效。中國從天命觀念中繼承了以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的強大傳統，改革開放以后，政府的經濟績效、道德表現是其統治權力的主要依據和來源。以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合法性促使中國政府更加積極地施政，因此，極大地促進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近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以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也是社會張力的重要來源，將塑造未來的中國政治。在績效作為合法性基礎的問題上，中華帝國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因為當時政府面臨的任務有限，維持權力實際上才是其首要目標。然而，現代中國是一個目標導向型國家，在此意義上，它承諾要讓大部分中國人過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毫無疑問，在過去的20年里，由于中國經濟的成功，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他們并不一定更加幸福。中國人很快認為過上富裕新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并有了更高的期望。此外，隨著經濟發展和開放政策出現新問題，比如，不平等加劇、社會沖突、貪腐、失業及環境污染。盡管中國社會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去解決這些問題，但騷亂、抗議、暴力沖突仍然不斷增加。現階段，受益于經濟繁榮，中國政權并未面臨重大危機。然而，當經濟減速，社會危機很可能激化。

（本文刊載于《社會觀察》雜志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