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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莫多就先講到這里，下面我想講一下巴黎圣母院，這個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我們剛剛講巴黎圣母院是個建筑，怎么理解這個建筑就是小說的主人公呢？它不說話，它就站在那，它是一堆石頭，它怎樣變成主角了呢？很簡單，就是雨果在替它說話。雨果這個浪漫派作家變成了大教堂的影子。具體的寫法雖然是一種浪漫派的、激情澎湃的發議論、發牢騷，有的時候有點濫情，有時候有點主觀，等等。但是，他的基本文學技巧反而非常現代，或者說非常當代，這就叫allegory（寓言式的）寫作。把人的意識套在物的視角、物的情境，把人的世界投射到物的世界，賦予物以人的語言。這樣就帶來一種新的敘事經驗和記憶的可能性。中國有一句諺語叫做“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病灶若自己能說話的話，比如肚子會說話，說它這疼那疼，有什么問題，那醫生就不要干了，因為醫生要么誤診，要么只看了七八分。問題是我們看不到“里面”，問題本身不能說話，我們只能通過各種各樣外部的表征去分析、去判斷，根據知識、程序，這里面就會產生很多誤差和失誤。問題難就難在這個東西本身，這個對象本身的語言。語言是意識和主觀性的表現，而對象世界本身沒有辦法將自己直接作為寓言。寓言式的寫作方式就成為了最基本的一個文學設置。

今天我最喜歡舉的例子是這個世界是非常復雜，比如說，這個世界最有力量的因素是市場，是經濟，是物質生產，是流通，是資本，是商品，但是一般人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簡單地說，如果商品會說話，它會說什么？這是馬克思《資本論》里的一個文學設置。資本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是我們的生活都被這個東西所左右，但是你說資本在哪？什么是資本？如果要進行分析的話，這是政治學，那是經濟學，這是意識形態。你怎么說？你是從剝削關系進入呢，是從異化這個問題進入呢，還是從剩余價值去進入？所有的東西都帶來一種敘事上、分析上，或者被一種語言所結構的界定。但是如果商品自己能說話，這不是科學分析上的表述，但是文學可以做到這一點，比方說最簡單的一個商品，今天我穿的這個襯衣。如果它能說話，這個紐扣說“我是在香港做的”，布料會說“我的前身是棉花，是在埃及種的”。這個襯衣說它的設計者在米蘭，說“某一天我在泰國，或是斯里蘭卡的血汗工廠里被拼在一起了，然后又運到新加坡、上海，進了一個精品店，身價從10美元忽然變成了100美元，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就這么值錢了。后來有一個人過來把我買走了”，諸如此類。“然后我的同伴給我發微信說‘你在哪呢？’‘我被中國白領穿上了。’‘我在紐約呢！’‘原來我們都混得不錯！’”這個襯衣的故事就告訴你整個資本的流程，國際生產分工的內部運作，從體力勞動到腦力勞動，到不平等，到過度消費，到時尚。讓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來講這個故事不一定能講得這么完整，比如說用報告文學講今天的世界，講勞工問題、全球化問題，不妨找到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可能是個商品，也可能是一個打工的小伙子，從農村來到城市。歐洲所謂的成長小說，狄更斯、巴爾扎克、福樓拜寫的很多年輕人進城，到巴黎或者到倫敦，他的發跡史，或者失敗史，或者異化史，或者自我迷失史，或者個人奮斗史等等，帶出來整個時代的秘密。整個世界內部的關系通過一個人的歷險、冒險而被揭示出來。這個巴黎圣母院，和剛剛我們講到的商品的歷史，和《紅與黑》里面于連的個人奮斗史的不一樣之處在哪里呢？它不動，它就站在那，它沒有時間性，像是拍電影，外面的世界風云、季節、時代都在變，而它是站在那里紋絲不動，以不變應萬變。恰恰是這個以不變應萬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敘事角度，這個“人物”之所以能幫我們打開時間和經驗的豐富性，恰恰是在于這個以不變應萬變上面。但如果我們細看下去，這個不變的內部還是有很多變化的。

比如央視前段時間拍過大型紀錄片《故宮》，還拍過徽商、山西的民居等等假如我們想象這個故宮以一種央視播音員非常造作的、低沉的男音敘說故宮高于時間。一方面，你會認這個故宮物質上的存在相對于“城頭變幻大王旗”，近幾十年來的起起落落，它是一個不變的、穩定的東西，但是你再仔細看下去，就會發現它的變化極大，不知道是哪時候、哪個大殿被燒毀過，哪次又被農民起義給攻下來了，被英法聯軍給殺進來了，或者一部分破敗了、倒塌了，又有一部分大修了，有一天游客很多了，其中有一部分星巴克又進去了，或是哪個地方又變成私人會所了……所以，你會發現在不變的前提下，不變的內部存在著非常激烈的變化，變與不變這個獨特的辯證法、矛盾的統一體就變成了很好的敘事角度。巴黎圣母院作為小說的一個人物，它與具體的時間、歷史、經歷、矛盾性的關系并不比我們想象中的于連怎樣從外省到巴黎，怎樣跟貴夫人睡覺，怎樣想成功等等經歷差。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寓言式寫作是最基本的敘事裝置。

下面分幾點講講這個大教堂。首先是bird’s eye view（鳥瞰）。圣母院是巴黎的最高點，十五世紀的巴黎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巴黎是非常不一樣的，巴黎在十九世紀時候經過了很大的城市改造。在此之前，雨果告訴我們還有種種時尚也對中世紀的巴黎進行了無情的摧毀。《巴黎圣母院》中有大段大段的描寫，這塊石頭非常好，是很老的一塊石頭，被弄成一種建筑的新時尚，變成一種新風格，用文藝復興式的東西代替中世紀的東西，用巴洛克的東西代替文藝復興的東西，又以古典主義的東西代替巴洛克的東西。對所有的這些變化，雨果非常的不以為然。在這個意義上，雨果是絕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認為新的東西就是濫俗，是時尚，是沒有品位，人們就是這么不懂得珍惜老的東西。老的東西才真的好，中世紀的巴黎才真正是最美的巴黎，而現在的巴黎是非常丑陋、非常雜亂的，讓人覺得非常可惜。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在今天的中國并不難理解雨果的態度，對老北京有感覺、有留戀的人都覺得再現代化的東西都是一堆破爛。哪兒都可以蓋這樣的樓，但是如果當時的城墻還留著，那才叫好。這雖然是反動言論、反進步、反發展，但是我們都理解。這樣一種非常執著的眼光所看到的是一個老的東西，老的眼光所代表的是一種審美、一種穩定、一種和諧，是與一般簡單的、進步的觀點形成的鮮明對比。這是巴黎圣母院自身作為一個存在的意義。它既是一個時間的見證，也是它的受害者，但又超越了時間的這種變化。所以說這樣一個矛盾意義上的綜合體，它在自身的劫難或是自身幸存的之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物質的記憶，是一個實體性的、物質的、記憶的載體。這非常好理解，沒有任何復雜的問題。

巴黎圣母院頂部雕塑 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二，因為它最高，站在巴黎鐘塔上可以看到巴黎城。雨果最美的描述往往就集中在這些段落，好幾頁，脫離了故事，脫離了文學性的描寫，變得像論文一樣的建筑史、城市史、政治史。他和你講這個老城叫大學，叫city，就是塞納河中間的一個核心島，像長沙的橘子洲頭式的一個東西。巴黎最核心的東西是在這個小島上面，一點點擴展，向這個方面變成什么，向那個方面變成什么，塞納河的左岸是什么，右岸是什么。城市格局的改變讓我們就看到幾百年上千年的歷史，就像今天的高速攝影（time lapse）。我們一個鐘頭拍一張照片，把它連成一個電影。電影一般是一秒鐘二十四張，老電影速度慢，但是如果我們很慢很慢，一天一張，或者一個禮拜一張，把一千年拍成一個二三十分鐘的一個紀錄片也許就看到變化。這個變化在巴黎圣母院的頂上鳥瞰是一幅畫面。這樣時間就空間化了，而空間又時間化了，由此產生的對意識的沖擊就自然而然地帶來一種“浪漫”。什么叫romantic？Romantic并不是我們一般翻譯的羅曼蒂克，談談吉他，唱唱小夜曲，給愛人獻花，不是這個意思。浪漫的意思是一切都打開了，它有巨大的豐富性、巨大的多樣性。內心的沖突沖垮了一切條條框框，但是人這個概念在里邊敢去感覺到他能把這個一切承受下來，而承受一切的這個人的內心和意識是一個浪漫的個人。他沒有外在的權威，他唯一的內在的權威來自于一種內在的高度的不穩定性、可塑性、可變性、矛盾、黑暗、陰郁、保守。所以浪漫派的文學往往是對那些很陰沉的東西、很變態的東西、很出格的東西的審美迷戀。我們日常語言中的浪漫派就有一點點這樣的意思，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波西米亞人、嬉皮士，這個人是很不合常規的，確實有一點。但是首先浪漫派的最大特點是大，是內在的豐富性，雨果剛好是浪漫派的很好的詩人。雨果在法國浪漫史上的地位，作為一個詩人的地位一點也不亞于他作為小說家的地位，他作為戲劇家的地位也非常高。另外在政治上，他也非常有影響。他是一個流亡者，反對專制，是一個進步的中產階級，布爾喬亞階級在道義上的形象。他將近十幾年流亡在英國的澤西島上。如果說第一點強調的是巴黎鳥瞰這個敘事角度帶來的形式，空間和時間的關系，那么第二點則是我剛剛講到的一系列變化，多樣性在這一大堆石頭上留下的印記，也就是所謂的沉淀。

第三，雨果既承認變的不可逆轉的力量，又對不可抗拒的歷史變化抱有強烈的抗拒心理。這是作家和他的時代的一種基本關系，既是對變的注冊，另一方面又要抵抗、抗拒這個變。所以大教堂就變成內心的沖突、糾結的情感和精神狀態的外在化。這是大教堂存在的一個文學理由。關于變有一點我想講的是，小說提到巴黎圣母院是一個中世紀建筑，而所有的中世紀建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地下的部分和地面的部分一樣偉大。你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那個巴黎圣母院，卻忘了任何一個像巴黎圣母院這樣的中世紀建筑，在地下同樣的大。中世紀的建筑都是齊腰被埋在土里，它底下的地下室，地下宮殿往往都是用來關押犯人的，很陰森，沒有光，這也讓雨果心醉神迷。他這種對地下世界的迷戀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浪漫派對時間的理解。那么變這個問題從大教堂的建筑史意義上，讀出來的是什么味道呢？它首先是decay（腐朽），任何事情都在逐漸腐爛，而石頭是最能抵抗這個腐蝕過程的，但它對一種東西同樣防不勝防。它可能比木頭，比有機物更強硬一些，但它卻難以防御人帶來的損害。所以有一句話是說人則愚不可及，建筑時時刻刻在提醒人是有多愚蠢，這一代又一代人對巴黎圣母院的改建叫“老鼠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越弄越差，越弄越爛。老的東西多好，這個大教堂，它能站在這里，它就在提醒我們人自身是多么的愚蠢。愚蠢的包括文藝復興，包括啟蒙，包括所謂的資產階級文明，這一切相對于中世紀的天主教大教堂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瑣碎的、膚淺的、庸俗的，給人帶來的只是一種搖頭嘆氣，表示人真是不懂得珍惜好東西。但這個讓雨果覺得愚不可及的人是什么樣的人？是哲學家？詩人？藝術家？建筑師？他把建筑師罵得狗血淋頭，但實際上我們會逐漸看到，這里頭帶來變化的中介、變化的代理人和執行者，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大眾。從大教堂可以看到整個巴黎，我們前面講到大教堂帶來的是內部的多樣性、矛盾性。從大教堂看到的巴黎作為一個城市的矛盾性又體現在哪兒呢？一方面是它的偉大，它的感人，它的美。因為我們看到，巴黎鳥瞰到的事物諸如很多的炊煙早晨從這邊升起來，那邊市場上熙熙攘攘的人開始推著車賣東西，那個地方大學生在念書，這個點是所教會，這是流浪漢的地盤兒，那個點是貴族的城堡，那個地方是市民階級的據點，等等。

這種多樣性看上去有一點sublime，這個概念中文譯成“崇高”，這是讓人覺得無可奈何的一個誤譯。Sublime不是崇不崇高的意思，因為崇高帶著一種道德評判，而sublime就是讓你覺得多、大，讓你受不了，讓你覺得震撼。什么叫sublime？就像自然界的雷霆萬鈞，嚇得原始人認為這上邊肯定是有個神，讓人膜拜它。自然的力量就是sublime,一場暴風雨、一場海嘯、地震。Sublime帶有一種恐怖的東西，而這種恐怖一方面讓你覺得壓垮了、陷于崩潰了，另一方面又讓你覺得這是一種形式、啟示、美。這個美不是像資產階級意義上的美，比如回到家里，壁爐升起來，坐在沙發上，拖鞋都烤暖和了，喝著酒，看著壁畫，然后覺得自己生活很不錯。還有法律保護，私有產權，就是覺得這個日子真是自得其樂的享受型的美。相對于這種美，sublime更像是巴黎圣母院書中寫到的流民起義、暴動、一幫乞丐攻打巴黎圣母院，那種場面，然后一個丑陋的鐘樓敲鐘人拼命要把乞丐擊退，但這又是基于一種誤解，乞丐是要來救愛斯梅拉達的，可是敲鐘人以為他們是來搶她的。所以他一個人拼命死打，死傷無數。而國王的軍隊真是來抓吉普賽女郎，要把她絞死的，但卡西莫多卻以為援軍到了，于是“啊……”地歡呼，特別高興。整個的混亂、誤解、反諷、錯誤，加上各方力量的盲目行動，彼此之間亂七八糟、一片混亂，在這里邊看任何一個局部都會發現是混亂的。但是整個看像是什么呢？這其實是小說給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所有的電影版——如果你們去看所有關于巴黎圣母院的電影，都把后半部分的乞丐攻打圣母院的畫面大拍特拍，這在電影史的視覺效果上就是一個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