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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爭論大多跨越狹義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分野，而是涉及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對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發展階段、方向的共同認識或迷茫。比如在同樣信奉現代化理論和“啟蒙”立場的人中間，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不同看法可以導致尖銳的對立和爭論：認為中國現代化和啟蒙進程仍任重而道遠的人，對“后現代”概念嗤之以鼻；但認為“現代性”概念是對社會歷史發展經驗和道路的單一化、線性化、西方中心論的處理，是一件觀念的緊身衣的人，則試圖通過對“后現代”概念的討論，為中國社會文化發展尋找更為多元、開放的理論參照系和價值前景。

又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者”）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對立，但在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主要矛盾的判斷上卻有相似性，即認為主要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兩者相對于“新權威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戒心和知識上的蔑視。單純就學術性和理論性而言，這些爭論本身未必令人滿意，但它們仍舊構成了一份當代中國思想生活的社會學資料。

令人玩味的是，在所有這些爭論中，國家或“官方”基本持中立態度，并未過多介入。這同國家對經濟領域里多元生產方式并存的現實保持超然、非政治化的態度具有某種相似性。換句話說，一個逐步走向“全民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已無需對“自然生成”的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分裂和矛盾做出政治性干預和回應，而只需在“治理”和“仲裁權”的意義上保留權威性。這也同鄧小平著名的“不爭論”原則保持了某種一致性。

對90年代或“第二個十年”的基本分析，必須包括對當代中國文化思想界如何回應冷戰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及其意識形態攻勢做出某種批判的、具有思想史意義的描述。與這種排他性、自我肯定的“普遍性”相伴而來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世界如何處理自身內部的多樣性、差異化和分裂傾向，如何在退守進種種“特殊性”范疇的同時，參與“普遍性”議題的建構，從而為自身歷史正當性建立完整敘述，作出正面辯護。

所以我以《全球化與文化政治》作為我研究“第二個十年”的專著的書名。此處的“文化政治”同我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及《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里面進一步展開的文化政治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政治哲學和文明論層面上討論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而前者則是具體特指面對冷戰后“社會主義失敗”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勝利”這兩個挑戰，中國社會倉促間所做的一系列思想和認識上的調整。

這本書的英文題目是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中文版出版時用“全球化”替下了容易引起誤解和不必要爭議的“postsocialism”一詞，但后者這個只能被硬譯為“后社會主義”的詞的意思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而是在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以蘇聯解體為標志）、中國革命和早期社會主義建設經過“文革”的極點轉入“改革開放”階段后，如何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后現代性”（它本身是“現代性”的更高階段）條件下，在生產方式、社會制度、文化價值體系等方面繼續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高級版本。在這本書的導論中我寫道：

中國現代性并沒有消失在后現代性之中，而是與后者交織在一起——無論人們怎樣用后工業化、信息時代、消費社會時代還是全球化如此種種多變的名號來稱呼這種“后現代性”。同時，中國社會主義即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現代性的文化形式，它也并沒有消失在全球資本主義所定的新的普遍性之中。相反，中國社會主義嵌入在后者里面，通過自己與世界資本主義進行繁復的協商，決定了自身的半自主性。它將后者看作自己的自然環境，但是并不視其為自己的社會文化和道德構造。（《全球化與文化政治》，2014年中文版，第15頁）

“后社會主義”不是不要社會主義，也不是沒有社會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狀態本身回歸到經典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內置”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后者結構性矛盾中尋求變革和較為理想的社會制度和價值的實驗。

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社會主義必然帶有深刻的復雜性和模棱兩可的色彩，因為中國經濟事實上是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國際交換和國際化擴大再生產的循環中競爭和增長的，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其內部構成來講也是一個混合經濟，包括所有制、雇傭關系和勞動組織方面不同的、甚至意識形態上對立的體制的多元并存。

這種混合的、內置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驗，具有明確的理念和意志，即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結構的不合理性。在這個社會勞動組織系統最終釋放出更為強大的、具有創造性和人類的全面解放意義的生產力和價值之前，它事實上只能作為一個特殊的政治經濟實體和文化實體存在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文化意識形態格局之中，同其他并存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居優勢地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系統處在“和而不同”或“和平競賽”的關系之中。

在80年或“第一個十年”期間，這個復雜的處境和站位并不需要中國人過于費神，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普遍性敘事框架在“毛澤東之后的中國”奇特地找到了重合點或共識。換句話說，在這個初始階段，“改革開放”的意義是兩個普遍性意義框架共同給定的；“落后就要挨打”和“告別革命”不言自明又無需言明地合二為一。

縱觀整個90年代或“第二個十年”，“中國往何處去”和“世界往何處去”之間的張力日益明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迫使中國國家政策和主導意識形態必須將這種差異和矛盾內化、吸收在自身的矛盾統一體中。這種統一性不但是針對中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結構性緊張，而且也針對外部環境。

后面一種針對性在整個“90年代”過程中表現為對外保持低調，在國際政治上奉行“韜光養晦”不出頭”的政策，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以圖通過中國經濟同世界市場的接軌，對內保持增長，對外為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贏得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時間。

在全球性“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時候，中國國有經濟制的基本框架和自主性大體上得以保全，避免了俄羅斯“休克療法”帶來的震蕩與毀滅。在此經濟基礎之上，民營和私有經濟，特別是鄉鎮企業得到長足發展，在一個大體上相當于“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水平上為中國發展模式帶來了不同的期待和想象。

正是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以王紹光為代表的“國家能力”論述；以崔之元為代表的“以俄為鑒”的“理論創新+第二次思想解放”論述；和以費孝通—甘陽為代表的“鄉土中國”論述奠定了90年代中國“新左派”知識陣營的基本輪廓。這個思想界旗幟或標簽下各種思想觀點的最大公約數，就是拒絕唯西方馬首是瞻，通過經驗研究和理論辨析打開新的思路和眼界；特別是通過西方思想內部種種批判性的自我分析，來為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理論創新尋找新的平臺。

與90年代知識思想論爭場域里的其他立場、話語、流派相比，“新左派”無論從知識興趣和學術視野上看，還是從問題意識和強烈的理論創新沖動上看，都是同80年代文化熱期間的“批判的闡釋學”傳統最為接近的一派，也同90年代凸顯出來的有關“后現代主義”的討論形成某種或隱或現的呼應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