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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故事歸根結蒂講的不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在何等程度上達到了國際標準的現代文藝和現代思想標桿，而是他們在向往、追求和實驗性建構一個哪怕是想象中的現代派符號體系的過程中，尋找到、組織起、表述出什么樣的社會能量、文化資源和歷史想象力—創造性。但如果這種能量、資源和想象力—創造性是中國現代主義的真正內容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說，它的歷史實質乃至革命性的造型能力相當程度上來自毛澤東時代的集體經驗，而“改革開放”不過為這種深層結構和集體無意識的自我表達創造了外部條件，為它濃縮、壓抑的經驗記憶和政治能量提供了滯后性表達的可能性。

共和國早期（“十七年”）的教育和文化特權、“文革”時期的激情、混亂和幻滅、“上山下鄉”運動帶來的知識上的空白和經驗領域的擴展和多樣化、所謂“紅衛兵心態”所暗示的反權威、天不怕地不怕、追求為最高的真理和信仰所指引的行動，都在這種延期爆發中得到了形式上、審美上、敘事組織和概念建構上的補償和升華。上述經驗造成了巨大的知識饑渴，知識空白，生命時間損失感；蹉跎的歲月，虛擲的十年，幻滅，懷疑，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真空，可是一旦80年代可以為這個真空找到一個形式的時候，這個形式好像自動把那一段時間缺失的、或者是被個人意識屏蔽的歷史經驗又重新吸收了進來。

歷史地看，支撐20世紀80年代現代派美學成就的心理能量、政治激情、藝術想象力和創造性恰恰是毛澤東時代一個遲到的表達回歸。這是一場典型的借尸還魂：這個尸是西方現代派的尸，講得文雅點是一件外衣；從審美的“感性外觀”或哲學概念的理論建構看，80年代的作品多是一些文化符號和政治符號（比如“黃土地”“紅高粱”），并沒有太多的創造性。

這是一種雙重的摹仿，在空間維度上，具體講在形式創新和審美游戲上，它摹仿了一個更“現代”更“世界”的藝術建制和哲學建制，但在自身“政治無意識”的表達和敘述上，也就是說，在時間維度上，80年代文藝和文化思想討論卻在象征和“自律性”層面摹仿了新中國前30年歷史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創造性和內在韻律。

通過把政治元素變成藝術符號，通過政治行動中積蓄和扭曲的集體經驗“解碼”到審美和哲學領域，80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通過種種高度個人化的虛無、懷疑、批判、顛覆、斷裂、跳躍、狂歡的形象，成功地把當代中國集體經驗里蘊含的烏托邦渴望和“不破不立”、創造歷史的主體意識傳遞到現代主義的“普遍性高級文化”的符號編碼體系中去，從而也在意識形態層面配合完成了現代化國家和全社會的期待和目標。

所以即便80年代文化人在各自的領域和話語場里都追求個人風格、不惜標新立異，刻意同國家建制下的文化生產標準保持距離，但他們一旦獲得一定程度上的“形式自律性”，在這種來之不易的“自律”和“自由”范圍里，談的仍然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等集體性話題，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個人探索的主體性等同于集體行動的主體性。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最為集中地體現了80年代精神世界的矛盾統一體，是當代中國現實的一種曲折的、高度濃縮的、大體符合“現代藝術”和“現代哲學”技術工藝標準的編碼和再現。綜上所述，在文藝、文化和思想領域，我仍舊堅持把“改革開放40年”的第一個十年稱為“現代主義的十年”，盡管在史學材料編纂的意義上，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寫法。

第二個十年（1989–1992; 1992–2001）與“后社會主義”

“90年代”以同上一個十年的突然斷裂為起點，隨即“國際大環境”發生戲劇性變化，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消失，西方“不戰而勝”贏得冷戰，宣布“歷史的終結”。在思想文化上，這個十年是一個低迷期和盤整期，中國社會從上一個十年的激動和1989年的大震蕩中逐步恢復，同時在變化中的世界歷史格局中尋找自己的定位、道路，思考一系列為“現代化–現代性–現代派”所遮蔽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革命/告別革命（“重回19世紀”的問題）；現代/后現代（對“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和超越的問題）；民族主義和國家的文化認同問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對立不再是思考普遍性問題的決定性，甚至唯一的框架）。

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標志著“90年代”的開始，伴隨著經濟領域恢復活力，文化思想界也漸漸復蘇。但鄧小平所說的“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已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習慣性地把1992年以后經濟領域里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稱為“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毋庸置疑，這個過程并非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對中國國內市場自然而然的占領，而是由國家主導的體制性變革的結果。

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本身是國家干預調控培育的產物，同政府有著制約和被制約的關系乃至從屬關系，其“自由”是不折不扣的“被保護的自由”。一旦這個市場因素和私有制因素獲得合法性和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它們就作為一種半自律的力量，一種“間接權力”（霍布斯—施米特）在國家和國家籠罩的社會空間內部形成一種結構性的沖擊。

自由交換和自發性資源配置意義上的市場在不同程度上是“內置”于整個社會的，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或市場因素也一般性地被認為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必要補充。但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大規模市場化和私有化，則對既有的社會肌理和國民經濟建制形成一種席卷性的沖擊。

這種沖擊表現在文化部門，就是作為價值導向和追求目標的市場化、商品化、大眾化。比如北京大學拆了南墻改為商店。在全國范圍的經商熱潮下，80年代大批集中在文教部門、科研部門、文化部門的知識分子“分流”到市場經濟領域（所謂“下海”）或出國。留在學院和文化部門的人，則面對收入低、條件差、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被邊緣化等問題，士氣低落。直到1998年北大一百周年校慶江澤民講話提出“985計劃”，國家才開始對教育和文化事業予以扶持。

90年代，市場化在既有計劃經濟體制內部帶來震蕩（比如數千萬人規模的“下崗潮”、一些工業部門奉行中外合資、“市場換技術”帶來相當數量老企業的消失），但零余的80年代文化思想界總體來說對這個變化已經沒有了回應能力。總的來講，這十年間是一個不斷應付來自市場、來自世界一波接一波的震驚和挫折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學藝術和思想文化在退卻和“抵抗”中試圖為自己筑起一道又一道防線和壁壘，基本姿態是守勢，是尋求一個“安身立命”的領域。從發生在上海、具有一定全國性影響的“人文精神討論”，到北京一些“民間學術”同人團體和刊物的出現，到當年的“先鋒派”作家和電影導演轉向“講人生故事”，到批評界在“后現代”標簽下對“民族”“國家”“大眾”“消費”“日常生活”敘事和影像制造的肯定，無不帶有這種重新尋找社會存在的確定性、尋找話語表述的穩定模式、從而為個人和集體劃定新的社會立足點和思想立足點的色彩。

談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時鄧小平曾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內小環境和國際大環境決定的。“國際大環境”指蘇聯的終結，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冷戰結束，中國成為唯一社會主義大國。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和中國的蜜月期也隨之結束，伴隨而來的是由于制度、經濟發展階段、文化不同而發生的常態化的意識沖突。

90年代，一方面中國尋求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在經濟上向世界市場并軌；另一方面則不斷有挑明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特殊地位、刺激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事件發生。從1991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沙漠風暴”行動中高精尖武器的展示，到1993年中國申請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被西方國家集體阻擊、1996年臺海危機（其間美國曾派遣兩個航母戰斗群接近臺海）、1998年北約通過軍事干預肢解前南斯拉夫期間“意外”轟炸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美國國會每年一度對是否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辯論等，這些事件都是這種外部環境的標志，直到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伴隨經濟自由化進程的始終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緊張和矛盾。

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盡管1989年風波后的嚴格控制在具體或象征意義上并沒有完全解除，但歷史形勢的巨變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思想矛盾，仍舊為這個十年帶來了持續的爭論和活力。思想史領域里的“激進—保守”爭論、文化理論領域里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爭論，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爭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爭論，最終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知識分子的爭論，構成了這個十年基本的回憶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