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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蒂對"文化左派"的不滿，正在于后者面對這樣嚴峻的美國現實，不是一腔熱情地探索改良方案，而是動用各種"高、精、尖"的當代思想武器，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制度作整體性批判，"好象他們的批判越抽象就越能顛覆現有秩序似的"。

羅蒂一再舉出詹姆遜作為反面例子，認為詹氏的文化批判雖獨步天下，其才智令他本人佩服之極，卻也是"文化左派"弊端的集大成者。關鍵在于，詹氏用一種批判的 唯智論（knowingness）代替了社會理想主義的烏托邦熱情。一切都在理論顯微鏡下變成了"晚期資本主義"的"征候"。作者忙于揭穿假象，不屑解決局部問題； 窮于理論思辨，卻不能激發讀者投身社會實踐。這種"知"的代價，是抬高了文化批判的"認識論意義"而犧牲了"偉大文學作品的激勵人、鼓舞人的本質"。

說來奇怪，大多數論者都認為詹姆遜的文化理論帶有很強甚至太強的烏托邦色彩，而羅蒂卻恰好在這一點上認為詹氏"知"有余而"理想主義"不足。其實，這只是因為兩個人烏托邦理想的"參照系"不同。詹姆遜的歷史理想，包含著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當然更超越美國）的烏托邦遠景。它對現有體制的態度，是承認它的現實性而 置疑它的合理性。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下面，是一種海德格爾式的由"去蔽"而致"存在之澄明"的努力。而羅蒂的歷史理想則包含在"美國理念"之內，"美國民主"本身構成了歷史的終極視野。

難怪對于羅蒂說來，有理想就等于愛美國，烏托邦沖動就等于投身于一場未竟的實驗，"為實現我們國家的理念而奮斗"。在"美國民主"的框架之外思考，大概就有不愛國甚至自私的嫌疑了。羅蒂幾次暗示，六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左派，都有程度不同的"反美情緒"。

由此不難理解，羅蒂為什么抱怨美國的"文化左派"不為國民提供民族認同的理 想形象，不與其它階層和團體結為社會改良的同盟軍，反倒致力于教導美國人了解、尊重、承認"他者"或"異己"。這里的"他者"指的還不是非西方世界，而是美國國內的弱勢群體。羅蒂并非反對在大學里設置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戀 研究，西班牙語裔美國人研究，移民研究等科目。

他承認，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美國的民主和社會運動并沒有為提高這些美國公民的地位作出什么努力；相反，對他們的虐待和不公平至今還有種種"為社會所認可的方式"。但他覺得成問題的是，"文化左派"把這類研究變成了"受害者研究"，而受害者又僅僅由他們 的族裔、性別和性傾向來定義。于是本來應該幫助美國國民認識人類文化和美國社會多樣性的"文化研究"，變成了宗派林立，認人唯"親"，視野狹窄，與國家民 族認同離心離德的"身份學"、"立場學"。

羅蒂不無挖苦地問，既然是關心受害者和社會不公，學院左派為何從來沒想過設立幾個"失業者研究"，"無家可歸者 研究"，"貧民窟"研究項目呢？羅蒂不滿的是，"文化左派"雖然奢談為受害者爭平等，卻拿不出任何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改善弱勢群體生活的方案。在他看來，與其拿"身份"做文章，不如爭取更多的立法和政策上的改革；與其在理論上空談"差異性"，不如創造條件，讓弱勢群體有機會參與到美國國民生活的主流中去。

在羅蒂看來，"文化研究"領域的文化左派以狹隘的地方主義和"身份本質論" 從內部挑戰美國民族認同，而持世界主義立場的文化左派則從外部否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后者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國家早已是過時概念，所以根本沒有必要試圖激活國民政治。羅蒂則針鋒相對，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盡管民族國家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但它仍是社會福利的保證、社會正義的后盾。更重要的 是民族國家仍將是大眾政治參予和推動社會變革的"唯一"途徑。

他譏諷那些過早地構想民族國家之后的"世界政體"的左派世界主義者，說他們的空想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圖景一樣"沒有用處"，"既無法防止新的等級社會的出現，也無法防止右翼民粹主義借人們的怨恨情緒卷土重來"。應該說，羅蒂對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切關性的看法，還是頗有見地的。

持相似看法的人中，就有羅蒂剛批評過的詹姆遜。在最近一系列談全球化的文章和演講里，詹氏同羅蒂一樣，認為國家民族的政治（national politics）是當今世界上民眾政治參與的唯一有效形式，既便抱國際主義理想的人，也只有從參與改變本國政治和政策做起。詹姆遜強調，批判的知識分子最終不是要維護資產階級國家，但保衛福利國家制度，抵抗激進右翼的市場萬能論，卻應是西方左翼的"第一道防線"。

羅蒂在書中多處描述了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左翼一直在做批判對象的"命名" 工作，力圖把對資本主義的局部批評轉化為對"體系"的總體批判，把對具體現象的分析轉化為對一般社會"心態"的意識形態批判。但面對強大的對手，左翼屢敗 屢戰，在日趨激烈和"深刻"的同時，也越來越哲學化，理論化，逐漸從推動社會改良的政治左翼蛻變為深居學院的"文化左翼"。羅蒂不客氣地指出，"文化左 翼"大可以繼續它越來越抽象的"總體批判"，但是"院墻外面，普通的美國人卻仍需要能夠激發他們，鼓舞他們的故事和形象。他們仍想為美國和身為美國人而感 到驕傲。他們愛自己的國家，想成為這個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想主宰自己國家的命運，使它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詹姆遜近來對民族國家的重視，是不是代表了"文化左翼"對羅蒂這一批評的正面回應呢？

羅蒂為什么要當左派

羅蒂講演集的副題是"二十世紀左翼思想"。它在語法上是正題的同位語，是那個自我實現的民族國家的精神蘊涵。這個左翼當然不是"文化左翼"。以詹姆遜為首的批判理論和搞"身份政治"的學院新時尚，恰恰是羅蒂在這本書里的主要論戰 對象。羅蒂為什么既批左又以左派自居呢？他的思想傳承和對當前問題的看法，看上去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言論，但他卻一再堅持自己屬于二十世紀美國的左翼思想。他所謂的左派，又如何界定呢？

羅蒂強調知識分子必須為國家民族提供必要的"敘事"和"形象"，以激發和鼓舞國民投入社會政治改革，幫助國家實現其內在理念。但在他看來，這個使命只有左翼能夠承當。羅蒂寫道：

"我國歷史上既有活躍的左翼也有活躍的右翼。它們之間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 這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但左翼承擔著使之繼續下去的責任。因為右翼從來不覺得這個世界上真有什么東西需要改變。右翼總認為美國的情形大體上還不壞，而且說不定以前比現在更好。它認為左翼爭取社會正義的斗爭是在制造麻煩，是烏托邦主義的愚蠢行為。但左翼之所以叫作左翼，就因為它是追求希望的群體。它堅持認為，我們國家的理想還遠沒有實現"。

羅蒂的"美國左翼傳統"包括從廢奴運動，三十年代勞工運動和羅斯福新政，一直到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社會進步"和"政治改良"實踐。它的核心是爭取"在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都令人滿意的財富分配方式"，并通過進步的立法和政策保護弱者的經濟和政治權益。這個左翼傳統的對立面，就是以"個人自由"和"自由竟爭"為名，支持由這種"自由"造成的不合理財富分配的"右翼"社會精英。

正因為羅蒂把社會正義看作"美國民主"的題中之意和民族更新的必要條件，所以他一再強調左翼不但得有具體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還要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激發大眾對"美國民主"的自豪感和參予感，力爭主導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

他借美國史學家李希騰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的話來證明，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改革派，都是愛國主義精神的擁護者。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往往認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改革家"客觀上是反動的"；羅蒂對此頗不以為然。他指出，那種認為真正的社會改革只能是自下而上的看法并不符合美國實際。美國進步社會運動的 歷史，充滿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案和"自下而上"變革努力的結合。

羅蒂的社會民主理想包含在美國憲政民主的框架之內，它對社會正義的要求源于 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尚未完全兌現的許諾，植根于"美國理念"的自我實現過程。這本書讀來不時會給人一種強列的"美國中心論"的感覺（通篇對美國以外的世界未 著一字），但作者在美國語境里說的話，自然會在美國以外的參照系里獲得不同的含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羅蒂看到了社會變革和民族理想之間的互動，并由此提出了左翼知識分子同愛國主義之間關系的問題。這在當下美國的學院氛圍里很不時髦，左右不討好。美國的一些"文化左翼"知識分子更多會對羅蒂用愛國主義或 "民族自豪感"來增強國民凝聚力的作法持保留態度，但中國讀者卻不能不認真看待他對觀念生產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生命所作的思考。對任何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來說，這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結語

羅蒂近年來在美國思想文化界"一手挑起"的這場爭論雖以"文化左派"為主要攻擊目標，但它卻是美國知識界廣義上的"左翼"的內部爭論。

就當今美國社會基本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立場而言，羅蒂明顯站在美國自由主義主流的左側，這 一點從他對羅爾斯自由主義理論的批評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從實用主義哲學和社會改良的政治實踐論出發，羅蒂不滿足于羅爾斯式的形式民主和程序正義，指出占有社會財富絕大多數的少數特權階級完全可以高高興興地接受這套以民主為名的形式和程序而不用為自己的財富和特權擔心。

羅蒂行文里呼之欲出的政治訴求，乃是民主的實質化，即把民主原則轉化為社會物質和文化財富的共正、合理的分配。而民主實質化的有效途徑，在他看來則是國民在民主理念指導下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也就是說，對于羅蒂來說，愛國不是目的，而是保障積極的政治參與和持續的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和手段。

由此著眼我們不難理解，至少在概念層面上，羅蒂觀點的要旨不是左翼社會理想 的主流化，而是美國社會民主制度的理想化和"激進化"。這同那些以"過去的慘痛教訓"為名而不假思索地擁抱"世界文明的主流"，事實上卻只拾到了西方既得利益者集團及其意識形態代言人的牙惠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形成了有趣的對照。這也告訴我們，在當代中國知識界形同禁忌、令正人君子們避之為恐不及的 那個"左"字，在"世界文明的主流"那邊仍是生機勃勃，代表著思想活力和社 會變革的未來。

羅蒂作為一個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者處心積慮地同馬克思主義和六十年代以降的"文化左派"爭奪左翼遺產，而擁護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卻談"左"色變，甘愿把自己的心智禁錮在教條主義和市儈哲學的水平上， 自欺欺人地謂之"自由主義"。

中國人在經濟上大舉"入關"的同時，如何在精神生活上也變成它所向往的西方的同代人，具體說，如何在國際視野中超越中國式的 "左"與"右"的思想緊身衣，在新的批判的高度上介入當代問題并獲得思想的自由，無疑是我們閱讀羅蒂和其他當代西方文本的第一層含義。

讀羅蒂這本小書的第二層意蘊，涉及到他對美國"文化左派"和學院理論的尖銳批評。 這種批評在美國國內語境里的含義，上面已經講過。對于當代中國讀者，尤其是致力于文化研究和理論批評的知識分子而言，它的意義和局限性都更為復雜。

我們應看到羅蒂對美國"文化左派"的批評焦點在于后者日益失去對社會輿論和公眾的影響力。首先，他把左翼思想的學院化歸咎于"文化左派"理論上的抽象 晦澀。其次，他又為"文化左派"文風和思維上的艱深作出四個病理診斷：重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批判而輕社會改良的具體探討；重德、法理論而輕美國本土思想資源；重伸張弱勢社會群體的權益和身份認同而輕整合新的社會共識；重解構性的智性分析而輕社會大眾對理想主義的情感需要。

這些批評不一定都有說服力，但卻無不是有的放矢，觸及到美國學院左派的一些流弊。而羅蒂本人從分析哲學變為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的崇拜者，再變為站在美國愛國主義立場上聲討那些"海德格爾 和福科的信徒"，則反映了美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六十年代社會文化變革和八十年代（即"里根－撒切爾時代"）"右翼革命"之后，在"左翼"立場上重建美國理念的努力。其針對性，首先是自由放任經濟學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以"自由"為名對美國民主理念的消解。

這里需要小心處理的，是當代中國的批判知識分子同西方"學院左派"或"文化 左派"的關系。對于日益處于商品、資本、權力關系中的當代中國文化理論工作者來說，西方"文化左派"長期以來所做的艱巨的、開創性的理論準備和豐富的學術 積累無疑為當代中國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提供了一塊基石。但這并不意謂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坐享其成地套用當代西方學院左派的種種概念、話語、和體系，更不意謂著我們可以照搬西方"文化左派"的思維方式、政治策略、和學術生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