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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基本的關系，其間雖變化萬千，但并非無規律可尋。在目前氣候問題成為人們廣泛討論的話題的今天，筆者在本書（《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想講的就是，只要團結奮斗，人是可以勝天的。

一、我們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來看待我們的歷史

歷史愈是久遠，人類就愈接近自然，人類活動的軌跡就愈貼近自然變化的軌跡。

1645年至1715年全球氣候進入一個新的“小冰期”（即“蒙德極小期”[1]）。由于天氣極端寒冷，中國農牧經濟陷入極大的危機。這種危機從東北關外向關內層層橫壓下來：關外有努爾哈赤勢力的南壓，關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大軍的北攻。1644年明王朝在南北夾擊中覆滅，同期歐洲也發生了幾乎波及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1648年戰爭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2]，此后歐洲被“和約”確立的“主權”原則撕成碎片。以前至少形式上還將歐洲大部分地區統一起來的神圣羅馬帝國，這時變成了一個個堅持主權不容侵犯絕對原則的民族國家——這段歷史仍讓如默克爾這樣以歐洲統一為使命的政治家們心痛。

1512年的神圣羅馬帝國版圖

這種自然變遷和人類的歷史變遷軌跡如此貼近的案例，只是漫長的古代歷史中的一個瞬間。如果經歷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或在電視中看了日本東部沿海生命被翻卷而來的海水大規模吞沒的場景——這在人類大歷史中更是很微不足道的插曲，我們就不會低估自然變化對人類及國家發展的影響；就會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因此，我們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來看待我們的歷史。恩格斯說：

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3]

二、人定兮勝天

我們常說“人是自然的產物”，確切地說，人是自然壓迫的產物。黑格爾說：“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時還存在的話，法國大革命或許就不會發生了。”[4]同樣的道理，如果遠古氣候氣溫不變、森林不減的話，我們人類可能還是那些攀巖爬樹摘采果子的猴子。

當然，在大自然面前，人類并非只是被動地存在。“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是人類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欲與天公試比高”[5]即與自然抗爭的前提。因此，我們在承認自然對人類社會的絕對影響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對自然——盡管只是相對存在——的反作用。毛澤東說：“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6]環境壓力愈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愈能調動和激發出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定勝天”。

但是，人定勝天是有條件的，這就是人的組織性及建立其上的統一性。斯大林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7]，這是由于民族是有組織的存在。統一性是檢測組織性水平高低的關鍵指標，也是造成民族強弱差異的關鍵。有組織的人群叫“人民”，沒有組織的人群叫“流民”，統日益增長的流民是瓦解中國歷史王朝的主要的力量。這方面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8]

人類誕生迄今既經歷了大冰期，也經歷了大暖期及由此引發的海平面上升的“洪水期”。每次災變過后，人類都產生出更加強大的抵御自然災變的能力。

距今九千多年前由大暖期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至距今六千多年前達到峰值。東海海水西侵，逼迫東夷部落在蚩尤的率領下向西進犯并與炎黃部落開展了生死大戰[9]。蚩尤部落西犯失敗后的歸順，促成了崇拜龍的黃帝部落和崇拜鳳的東夷部落的大融合——今人所謂“龍鳳呈祥”即是對這次大融合意義的事后描述。海水的西侵也迫使中原先民廣泛開展治水活動。治水是當時中華先民面臨的事關生死的首要任務，各部落為此賦予治水領袖以絕對集中的權力，這便造成了華夏各部落組織權力向更大的組織系統——國家——集中。因此，可以說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國最初的國家體制和國家版圖，而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國家只不過是公元前21世紀大禹建立的夏國家的深化和擴大。

從舜時的部落聯盟到夏國家的誕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毛澤東說：“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分裂則二事皆不能辦。”[10]

漢初天寒逼使北方匈奴南犯，中國兩漢奮起反擊，這使中國在隨后的世紀里避免了羅馬帝國之后歐洲政治版圖出現的碎片化的趨勢：3-5世紀，世界氣候轉冷[11]，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曖溫的南方遷徙。這在中國——由于兩漢的反擊迫使匈奴西遷——僅造成三國兩晉南北朝及其間的五胡十六國[12]的混亂，而在歐洲則導致羅馬帝國的滅亡及迄今仍令歐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圖。

羅馬已建立的大一統組織體系的瓦解，是造成羅馬之后歐洲發展落后于東方中國的關鍵[13]。故此，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歷史事件后認為：“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歷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歷史，就必須將中國歷史推到幕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