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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而言，本世紀美國外交將要出現的尼克松主義與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主義相比，會給中國提供更加充余的拓展戰略利益的空間。首先，與上次不同，這次促成美國尼克松主義出現的是中東地區，中國不僅不是目前造成中東問題的當事人，而且還是國際社會解決中東問題必須依賴的杠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21世紀初中國面臨的安全壓力已與20世紀70年代大大不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安全壓力多來自中國東部西太平洋海上，60年代初，中國西南中印邊境出現不穩定，60末始至70年代，中國安全壓力由南向北轉移，蘇聯在中國北疆大兵壓境，虎視眈眈。現在中國北、南、西三面的安全壓力已大為緩解，而東面以“臺灣問題”為牽引的安全壓力卻日現升級，但同樣也因美國深陷中東戰場，這種升級又得了某種制約，不僅如此，它還給了中國解決臺灣問題更加從容的條件。

我們必須明白，美國人“綁架”臺灣的目的并不是要“領養”臺灣，而是要敲詐中國政府。只要中國政府堅守得住“一個中國”的原則，不接受綁匪敲詐，那綁匪也無法將臺灣“劫走”，更不能“撕票”。為了從中國換取更大的戰略利益，美國最終也只能以尼克松“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美辭，在挑撥日本與中國為此沖突之后，還臺灣以“自由”，即將臺灣拋給中國大陸而不是日本。這是因為在西太平洋地區日本是離美國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權為生命的國家，而中國則是離美國本土較遠的陸海兼容型國家。

美國人明白：日本現在也在利用美國與中國的矛盾，但如果日本再次打倒中國，那它必然也會與當年美國先利用日本再打倒日本的策略一樣，再出手打倒美國。美國曾利用日本充當了美國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清道夫”，那難道日本就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讓美國也當一次日本的“戰略清道夫”嗎？100多年前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就意識到這一點，他“希望有一個穩定的中國”并“反對一切可能削弱中國的建議”；他認為“一旦中國崩潰并被瓜分，美國就要面臨一個不愉快的任務：在中國各地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它的對手則遠比中國人難對付。此外，這場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從毀滅中國所造成的真空中開始，這將比現存的不穩定具有更大的威脅性。”[7]

美國目前在中東深陷不能自拔及由此美國外交必然出現的尼克松主義將再次為中國提供解決臺灣問題的歷史機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我們一定要學習毛澤東及其戰友們的戰略智慧，抓住這次機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化解“臺灣問題”這道最后的“堅冰”。

這里需要提醒的是，美國人雖然常常在最輝煌的時候犯最弱智的錯誤，但是美國人的反省能力也比較強。在巨大的危機之后，美國通常會產生巨大的思想飛躍，正如美國深陷越南沼澤之際出現尼克松主義一樣。

當然，我們也要預見到另一種結局，即美國尼克松主義推遲到來或根本沒有到來。如果真如此，那么隨之而來的結果是美國衰落的加速。與英國的衰落加大了美國崛起面臨的挑戰的道理一樣，今后美國如果過度衰落，也會加大中國崛起需要獨立應付全球性危機事件的負擔，尤其是在東海海區因美國控制力突然減弱而面臨的外交壓力。

二、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8]

（一）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經驗及其對解決臺灣問題的啟示

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困難的同時，更要從戰術上重視我們面臨的挑戰，尤其是當前來自臺海的挑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9]，也是選擇解決臺灣問題方式的客觀依據。在這方面我們應有和平與非和平的兩手準備：在臺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10]的原則的條件下，臺灣問題解決將會更多地表現出雙向和平的特點；如果臺灣當局放棄甚至拒絕“一個中國”的原則，那么，臺灣問題的解決將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表現出雙向非和平的特點。但不管臺灣問題解決方式如何，其結果都要有利于祖國統一進度越來越快而不是越來越慢、有利于臺海兩岸的政治距離越拉越近而不是越拉越遠，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氣越聚越旺而不是越來越散。

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既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央政府在“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的優先選擇。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城時采用的“北平方式”會對我們提供有益的思路。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軍攻克新保安、張家口，截斷了傅作義西逃綏遠的退路之后，又迅速進擊，掃清了盤踞在北平外圍沙河、昌平、南口、密云、懷柔。通縣、廊坊、門頭溝、石景山、宛平、大興、豐臺和南苑的國民黨軍隊，將困守北平的傅作義20萬軍隊團團包圍。再加上強大的政治攻勢，1949年1月15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派鄧寶珊、周北峰出城前往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與羅榮桓政委、聶榮臻司令員等商談和平解放北平有關問題，表示愿令所部出城聽候改編。1月16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宴請北平院校十余位教授，大家一致主張和平解放。1月22日下午公告和平解放北平協議，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清晨，擔負北平城防警備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接防。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將北平解放的方式稱作“北平方式”。他說：

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后，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布在新疆到臺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后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11]

他還具體解釋了這三種方式的含義：

用戰斗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斗員，絕對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戰斗意志，任何松懈戰斗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于反革命遺跡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后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于我軍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斗爭方式。這是一種斗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斗爭方式，并不是不用斗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于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后（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又一種斗爭方式。這種斗爭方式對于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將較長些。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這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所說的“北平方式”是從外圍戰役即地區性勝利入手，做好“詩外功夫”，最終由面及點，最后達到不戰而和平接管北京城的目的。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體會出1959年炮擊金門時，毛澤東最終形成“金、馬、臺、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12]的一攬子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中，就透露出運用“北平方式”從外圍即中美關系著手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考。

當然，將“北平方式”運用于臺灣問題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當時毛澤東分析蔣介石“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的特點。[13]毛澤東將“一個中國”原則作為選擇1959年處理臺灣問題方式的依據。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將以民族矛盾即中華民族與西方敵對國家的矛盾為優先，反之，臺灣問題的解決則要以國家內部的階級——這在現今已轉化為國家統一與分裂——的矛盾為優先。

那么，今天的臺灣是否還具備1959年炮擊金門時的特點呢？結論是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