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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這次對烏克蘭事件反應最強烈的是德國和美國。美國對此激動是由于這些年美國“趙括式”的戰略家們的無知，他們不清楚當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和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為什么在希特勒即將統一歐洲的時刻，決定出兵對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17]；更不清楚，美國利用諾曼底登陸將蘇聯放入東歐并由此擠碎歐州的原因——因為一個破碎分裂的歐洲是保證強大美國的必需環境。[18]

這里必須說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進攻烏克蘭的目的并不完全是為了那里的石油，希特勒以“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蘇戰爭計劃（即“巴巴羅薩計劃”），說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為了歐洲的統一。因為烏克蘭是歐洲，特別是東歐的斬腰之地。蘇聯控制了烏克蘭，就控制了黑海東岸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并由此大大減少了這些國家對西歐的向心力。而沒有這些國家對西歐的向心力，歐洲的統一是無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么英國人對在摧毀蘇聯戰役中立了頭功的撒切爾夫人的逝世反應冷淡，因為打倒蘇聯的結果是使歐洲大陸有了統一的空間，而與亞洲大陸統一對日本的影響一樣，歐洲大陸統一的結果必然造成英國在歐洲從中心轉向邊緣；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么為歐洲統一做出重大貢獻的德國首相默克爾對俄國在克里米亞的行動如此痛心疾首——因為俄國向烏克蘭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進，將使即將完成的歐洲統一進程功敗垂成。為此，默克爾在習近平主席訪歐期間贈送中國一幅據說“是1735年德國繪制的第一幅精確的中國地圖”（參閱圖4），[19]其意在于將中國注意力引向中國北境，由此減輕俄羅斯在烏克蘭對歐洲統一的戰略壓力——這當然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默克爾贈送習近平主席1735年德國繪制的第一幅精確的中國地圖

蘇聯解體后，美國人并不知歐洲與俄羅斯的力量失衡對美國將意味著什么，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覺地為歐洲人干起“戰略清道夫”的活兒。這時，美國人對其霸權形成的歷史及其地緣政治基礎已是完全無知，進一步將本來馬歇爾時期的美蘇之間“周瑜打黃蓋”式的相對對立關系轉變為“漢賊不兩立”[20]的絕對對立關系。1991和1992年，美國促成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大幅收縮。1999年，美國在推動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約的同年，又領導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將科索沃從塞爾維亞剝離開來。2002年11月，北約布拉格首腦會議決定接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7個國家加入北約。這是北約自1949年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大。2004年3月，上述7國正式遞交各自國家加入北約的法律文本，從而成為北約的新成員 ，使北約成員國從當時的19個擴大到26個。2004年5月1日，馬耳他、塞浦路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10個國家正式成為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成員國。這是歐盟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東擴。擴大后的歐盟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此后歐盟成員國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四國外長先后宣布承認科索沃獨立。美國也在2月18日發表書面聲明，宣布正式承認科索沃獨立。2011年，法英兩國又成功出兵并控制利比亞，面對節節退讓的俄羅斯，大有一種“我胡漢三又回來”的范兒。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歐盟利用歐洲小國對貸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權，這進一步提升了歐洲統一的水平。

如果我們看一眼地圖，就會驚訝地發現，科索沃“獨立”使丘吉爾1946年所描述的“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特里斯特”的“鐵幕”從東歐的西界實實在在地推至俄羅斯家門口。歐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礎又接近恢復到二戰前的“凡爾賽”格局，羅斯福、馬歇爾為擠壓歐洲而設計出的“小歐洲”（即西歐）的地緣政治布局已經改變。可以說，當年那個“華盛頓體制”沒有在遠東出現的當下，一個新“凡爾賽體制”在歐洲已經出現。而烏克蘭事件的結局無疑是對歐洲即將完成的統一進程的攔腰一擊。這對美國甚至對英國來說，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對歐洲的威脅時，對來訪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說：“美國人會怎么樣？會保護歐洲嗎？我是懷疑。真要打起來，它會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來。”[21]毛澤東40年前指出的美國外交的這一特點，仍適用于今天的歐洲——同樣也適用于今天在釣魚島問題上色厲內荏的日本；如果讀讀1953年6月2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朝鮮停戰致李承晚的信[22]，就會知道美國人是不會為它的盟國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19年，麥金德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的小冊子，指出了美國崛起必將依賴的蘇聯路徑，他說“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23]。不知是否出于這樣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奧巴馬在韓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羅斯民眾的“直播連線”中被問及如果他溺水的話，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救他。普京回答說：“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24]如果將此對白理解為雙方在表達地緣政治依存相關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認奧巴馬總統已有了羅斯福聯袂斯大林共建壓垮歐洲的“雅爾塔體制”的智慧。果如此，奧巴馬缺的只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馬歇爾式”的參謀班子和擁有與羅斯福同樣有力即獨立于華爾街壟斷資本的權力[25]；果如此，等待奧巴馬總統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澤東說尼克松下臺是因為“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26]——式的命運旋轉。

奧巴馬真是生不逢時：今天的美國已從一個依靠實體生產的國家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其外交的重點是要保證國際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對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用軍事手段予以懲罰。這時“美國生產”依靠的不再是國民勞動而是對外戰爭，“美國制造”的不再是民生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這時的美國已由華盛頓的美國蛻化為華爾街的美國。華爾街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宮已沒有獨立稅權、金融權，遑論國有經濟支持，白宮早已為艾森豪威爾所警告的“軍工復合體”即華爾街壟斷資本所綁架，成為華爾街的附庸。如果說昨天的羅斯福生逢“運來天地皆同力”的輝煌，那奧巴馬面臨的只能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愴。

毛澤東同志比較早地看出了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27]1960年5月8日,毛澤東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說：“西方國家和美國同我們的是兩套。朋友們，哪個對，將來看吧！總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喜歡帝國主義制度。”[28]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美國人民通過“占領華爾街”行動表達他們對美國“帝國主義制度”的不滿，“再解放”的任務對美國人民來說顯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羅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對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說：“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馬歇爾將軍。”[29]其深意在于希望羅斯福和馬歇爾制定的聯蘇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國能得到繼續。看到美國日益偏離羅斯福聯蘇政策的變化，斯大林很是失望。當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著要領的申辯后感嘆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30]斯大林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并與蘇聯以一紙“雅爾塔秘密協定”將中國沿長城南北一分為二——它因毛澤東1949年揮師過江而化為泡影，是馬歇爾勸說羅斯福為美國制定的大戰略；正是這個戰略，美國和蘇聯才能有戰后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

二、“撿了芝麻丟西瓜”：失去哲學的美國遠東外交

現在新凡爾賽體制的確立意味著昨天歐洲的雅爾塔體制的最終解體。但必須說明，雅爾塔體制在遠東遠沒有解體，其標志是臺灣是屬于中國的；北方四島現在還在俄羅斯手里；沖繩、關島及相當一些太平洋島嶼或由美國控制、或歸屬美國。這些都說明雅爾塔體制在遠東還完整地保留著。臺灣歸屬中國的法律地位是雅爾塔體制奠定的。如果遠東雅爾塔體制真的象某些人所說的“解體”了，那今天臺灣地區甚至美國、俄羅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的法律地位就會出現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動搖。昨天歐洲的戰敗國德國已經認罪并為歐洲人所接納，而遠東的戰敗國日本則在雅爾塔體制下死不悔罪。這說明遠東雅爾塔和平仍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威脅，太平洋國家和人民針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仍未結束。中美有矛盾，但它們與日本的矛盾則是根本性的。

20世紀初凡爾賽體制形成時，在遠東還出了個“華盛頓體制”，當時叫“凡爾賽-華盛頓體制”。由于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失敗，英美主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制轉變為蘇美主導的雅爾塔體制。蘇聯解體后，歐洲新凡爾賽體制取代了1945年建立的雅爾塔體制。此后，美國開始“戰略東移”，試圖在遠東與歐洲并立同建新的可覆蓋全球的“凡爾賽-華盛頓體制”。新凡爾賽體制在歐洲的邊界在2014年烏克蘭事件中已經確定，而建立遠東“華盛頓體制”的嘗試則剛剛開始，其成敗還處未定之數：有可能是華盛頓體制，也可能是中華體制，還有可能是平行并立的中華-華盛頓體制。這不僅要看中國人是否敢于和善于斗爭，還要看中美間的博弈是否有哲學。全得的結果多是全輸，古羅馬是如此，英國是如此，蘇聯是如此，今天的美國也蓋莫能外。世界很大，太平洋也很大，符合中國利益的最好結果并不是獨享而是“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31]

現在普京用強力在西邊擋住了北約的東擴，西方人的目光開始瞄向中國，他們一定會問并需中國切實回答：中國的底線何在？對于中國，西方人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輕狂。在臺灣問題上，布熱津斯基說的話與當年麥克阿瑟在威克島上對杜魯門說的[32]話一樣輕率，甚至連口氣都很像，他說：

如果臺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但那并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臺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個重要的區別。[33]

美國在中美博弈中顯然失分了。正如赫魯曉夫之后的蘇聯將中國硬推向美國一邊的致命后果一樣，美國近年外交具有顛覆性的失誤就是把中國硬推到俄羅斯一邊。小布什、希拉里和安倍晉三差不多，他們只知道空喊而沒有戰略哲學。美國比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鮑威爾這些人。美國真正的失敗在哪呢？不在于它從中國撈了多少經濟利益——那是芝麻小賬，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國推向俄國——這才是大局。如果沒有中俄邊界的穩定，俄羅斯這次在克里米亞的得手是不可想象的。

歷史上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必敗無疑，因為沒有誰有這樣多的資源。拿破侖與英國作戰，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此后三年便敗；希特勒與歐洲英法作戰，但1941年6月又向俄國開戰，此后三年多便敗；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于1941年底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聯合，日本也是三年多便敗。朝鮮戰爭美國敗在什么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三年多的勞師征遠，結果使美國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那是真正的“三國時代”，不管是中國、蘇聯，還是美國，都處于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毛澤東通過珍寶島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34]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35]尼克松走后，7月24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再次嚀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36]

美國新世紀外交最大的敗筆是將中國推向俄羅斯——這是當年尼克松竭力防止的“歷史的大悲劇之一”[37]。中俄靠近使美國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來兩面作戰的窘境。而歷史上曾陷入兩面作戰的帝國，是沒有不失敗的。美國的朋友是打不敗的對手。目前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戰略伙伴關系，這是中國立于不敗之地的最重要的保證，當然也是中美關系改善的前提。若用“1－2=-1”這一再簡單不過的算式評價美國新世紀外交政策，就不難發現，這些年已失去戰略哲學的美國人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它在一大堆蠅頭小利的引誘下不知不覺地將中國推向俄羅斯，正如當年蘇聯勃列日涅夫意氣用事將中國推向美國最終導致蘇聯原用于對付美國一家的外交資源被迫兩分，其后果自然是災難性的。

20世紀50年代，有兩個美國人曾把美國忽悠到陰溝里去了。一個是麥卡錫，一個是凱南。麥卡錫當時在美國搞“極右”，誰不“反共”就抓誰，不“反共”就沒工作，逼得當時的美國“寧右勿左”，只有一種聲音。與此相配合，凱南又給美國設計了一個天大的戰車和目標，說要和共產主義作戰。這樣就把美國忽悠上一個“遏制共產主義”的戰車并奔向一個力所不及的目標，接下來就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尼克松之前，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已嚴重衰落。1973年2月1日，毛澤東在與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黎德壽、阮維楨等會談時道破美國兩面作戰帶來的困境和中國邀請尼克松訪華的原因：

至于美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那個時候，我們有些朋友們不理解為什么我們要請尼克松到北京來。美國困難大得很，別的地方緊張起來了，它一定要使東方有個緩和的局面才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國內，放在歐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這個。他們天天講平衡，而這個世界就是不平衡，整個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講從實力出發，實際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為這個地方實在吃虧，再呆下去不好辦，再就是別的地方緊張。[38]

美國進入21世紀后，又有兩個人即小布什和賴斯破壞了尼克松與中國結好的政策，以“反恐”劃線，忽悠著美國發動了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這場戰爭過去叫“反共”，這時叫“反恐”，目的就是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小布什比麥卡錫還邪乎，弄出了許多個“邪惡軸心”，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臺后靠拳頭說話，結果反打得自己遍體鱗傷。至奧巴馬時期，美國用“戰略東移”來掩飾和彌補其在中東的失敗，為此美國試圖再次恢復20世紀50年代遏制中國的包圍圈，其中對亞洲傷害最深的就是放縱日本軍國主義。2014年4月2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日本明確表示“歡迎并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當日美日還發表聯合聲明，強調《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及所有處于日本“施政”之下的區域[39]。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當下，這些外交舉動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的戰略伙伴關系外，還能有什么呢？而中俄走近對美國而言，除了使美國在自己編制的“1-2=－1”的公式中進一步衰落，還能有什么呢？

1972年毛澤東告訴尼克松，他喜歡右派，這是因為1972年的美國右派尼克松懂哲學，知道美國國力擴張的邊界何在。今天美國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歡，因為他們已失去哲學。稍微讀點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即使美國在力量達到高峰時也沒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而將制海權伸到太平洋東岸，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陸海兼備的大國而言更是不可思議的。

在遠東問題上，今天美國戰略思維似乎又回到當年凱南的遏制思路，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來說都無異于二次災難。令凱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將美國逼送上在全球范圍圍堵蘇聯的不歸路，結果是在打倒蘇聯并在歐洲推倒雅爾塔體制后，歐盟大獲其利，而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推倒歐洲世界霸權的國家，則先后崩潰和衰落。今天的美國戰略家們應重新認識羅斯福、馬歇爾的外交思想對今天美國的價值并對尼克松之后的美國外交進行深刻反思。

1945年2月4日，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曾問斯大林“對作為戰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評價”，斯大林回答說“希特勒作為一名戰略家已經徒具虛名了”[40]。斯大林對希特勒的這種認識轉變時間可能就在1941年6月22日。此前，斯大林高估了希特勒，斯大林從戰略家的視角確實沒有料到希特勒在沒拿下英國的時候會再向蘇聯宣戰。當斯大林看到希特勒入侵蘇聯并因此將自己推入兩面作戰的險境時，希特勒在斯大林眼中的“戰略家”的地位也就蕩然無存，希特勒的敗局和在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小丑的角色也就由此鑄定。自從美國在21世紀初打下阿富汗之后又馬不停蹄地沖進伊拉克，伊拉克失敗后又轉進中國，這將美國再次置于兩面樹敵的險境。由此我們也可以說，今天的美國戰略家們也“已徒具虛名了”。

毛澤東算是把美國看透了，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聲明說：“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41]毛澤東的這個判斷在2014年烏克蘭事件的美俄較量中再次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