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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你們這個崇尚和平的文化對世界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中國這樣一個和平的事業里面，他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才是人類和平與繁榮的希望。”

“當戰爭真正來臨的時候，人民如何在戰爭中更有效地保護自己？”

和平對于世界發展來說至關重要，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僅有能力保衛自身的和平，也可以向世界帶來和平的力量和希望。在東方衛視1月8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同討論了中國給世界帶去和平的希望和力量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范勇鵬：

近年來世界上很不太平。全球經濟衰退，貿易戰、世界性傳染病、地區性危機頻發，小國淪為棋子，列強紛紛入局，整個危機在螺旋上升，各國內部極端的思潮泛濫。如果按照二十世紀的“劇本”，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步入世界大戰的不歸路了。

當然，今天和歷史也有一些不同，比如說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國之間直接開戰的門檻，同時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緩沖作用。

但是我個人感覺，今天和一戰、二戰前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因素是：我們中國不同了。

首先，中國成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面的衰退和危機。其次，中國有戰略定力，繼續推動合作，不拉幫結派，不搞小集團。最后，從技術因素來講，西方過去這些年一直搞去工業化、去實向虛，也就是它們的工業制造能力已經不再能支撐它們的戰爭野心。1941年，羅斯福總統自詡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當時美國的工業能力確實是影響戰局的一個重要因素。歷史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中國的綜合能力就是對世界戰爭的關鍵制約因素。

因而，今天的中國不再是前兩次世界大戰時代的棋子，而是有實力影響世界格局的一個負責任大國，決不讓世界再次陷入大戰的悲劇。

我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做到和平發展？

那就是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的傳統。我認為根本原因有兩條：第一條，古代中國是最大的定居型農業文明；第二條，現代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一古一今這兩條國家特性出發，我們可以找到中國和平傳統的很多根源。

六年前，我記得有一個德國的軍官代表團訪華，請我去講課，當時講的主題就是“中國為什么能夠和平崛起”。演講中我首先總結了人類歷史上發生戰爭的幾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第二是王室和貴族發動的戰爭；第三是宗教戰爭；第四是軍人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發動的戰爭。到了現代，又產生了兩種新的類型：第五，是資本所驅動的戰爭；第六是源自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等極端思想所驅動的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中國比較好地解決了這些戰爭的根源問題。為什么這么講呢？

第一，我們中國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經濟空間之內實現了大一統，自成一體，這就避免了我們中國內部的大量的生存競爭，消除掉了絕大多數資源性戰爭和王室貴族戰爭的根源。

同時，統一穩定也有利于文明的發展和積累，因而，中國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水平在多數時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說白了，對于我們的祖先來講，在大多數時間里，外邊那些瓶瓶罐罐通常也沒有什么值得中國人去打的。

這一點其實很讓一些西方人驚奇，他們會覺得“為什么你那么強大，卻沒有去搞擴張？為什么明朝的鄭和船隊那么強大，卻沒有去搞殖民？”同樣的思路，今天的中國照樣讓一部分西方人難以理解，他會覺得“你們已經成為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技術和投資伙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你們竟然不搞擴張？”從這一點看，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圍剿，其實不取決于中國人的意圖，而是取決于中國人的實力。

第二，中國從西周以降，形成了一個很深厚的人本主義傳統。

美國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何柄棣先生，他有一個理論，說：中國人是因為從周人開始，在黃土高原過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樣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產生了代際之間很強的心理聯系，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種親近的關系，慢慢就形成了一個以人為本而非以神為本的文化，這點在世界歷史上是非常獨特的；到秦代之后，中國又逐漸消除了貴族政治，進入到平民社會，講究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以說，“人本”和“平等”這兩個詞是中國文化里邊最核心的兩個要素，這兩大傳統也決定了我們的戰爭觀。

近代大學者辜鴻銘曾經說過一句話：“在我們中國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的、難以言喻的東西，那就是溫良。”這個“溫良”，我們不能把它理解為溫順和懦弱，而是一種同情心，也就是孟子講的惻隱之心。相反，在一個貴族傳統、種姓傳統、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社會里邊，的確是很難產生這種普遍的溫良精神的。

第三點，我們從西周以后就是以世俗政治為主流，所以我們能夠避免地中海地區兩千多年的宗教戰爭。中國這個文明對宗教十分寬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國發展，首先的一條就是要讓自己成為寬容、平等的宗教。

其實中國人這種宗教寬容，它代表著人類文明的一個普遍性的未來。只要國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會面臨這種宗教寬容的需求。因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永久地、長期地忍受被歧視、被壓迫、被貶低的命運，所以他們是一定要反抗的。

所以但凡統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國，但凡有一點政治頭腦的統治者，都會以某種方式來推行宗教寬容。比如東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曾經推行過某種宗教寬容或者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這些國家做得不徹底，它們在上升期所產生的宗教寬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強化宗教來維持統治，維持秩序。

第四點，我們中國有一個重要的傳統，叫“文治”——自古崇尚國家控制軍隊，避免軍人干政，或者軍隊用戰爭來綁架國家。

這一點，世界歷史上多數國家也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即使到現代世界，德國、日本這樣的國家，曾經被軍人集團帶入戰爭；美國的軍隊和軍工集團今天仍然在綁架國家機器，一步步把國家給拖進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亞非拉國家中，我們看到軍隊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這方面，我們中國歷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黨指揮槍”的原則，我認為是人類政軍關系的最高水平，它使軍隊忠于人民，讓軍隊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來綁架人民和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