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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篤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但這種‘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

“香港人其實需要回答，你到底是美西方在中國的‘橋頭堡’，還是代表了我們中華文明和世界交流的‘橋頭堡’？”

在東方衛視7月2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5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邱文平老師，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就香港問題與“一國兩制”問題展開討論。

張維為：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香港外國記者會于6月29日邀請我做了一個演講和互動。我先做了一個20分鐘的演講，題目是《“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民主未來與香港未來》，然后與外國記者進行了40分鐘的互動，時而熱烈，時而激烈。

演講的視頻和文字已經在觀察者網全文刊發了，我這里再簡單概括一下。我一直把中國國家的性質界定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也就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我特別談了“文明型國家”與香港的關系：只要看一下歐亞大陸的版圖，從基輔到伊斯坦布爾，從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這些大都市構成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互動聯系的節點。歷史證明這些節點要么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橋梁”，要么成為不同文明沖突的“前哨”。香港當然應該是“橋梁”。

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烏克蘭的悲慘命運，2014年，西方支持的“顏色革命”席卷基輔，美國政府堅持烏克蘭擁有加入北約的主權，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告訴基輔，如果烏克蘭要生存和繁榮的話，就不應該加入北約，就不應該成為一方對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應該起“橋梁”作用。回想起來，我認為基辛格的建議確實更為明智，無論對美國的利益，還是對歐洲的利益，或者烏克蘭的利益來說都是如此。

事實上，節點的命運往往是由歷史和地理條件決定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2020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的《香港國安法》，是使香港擺脫類似基輔那種悲慘命運的決定性一步。我還提及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最嚴重的時候，烏克蘭“新納粹”亞述營曾派出資深人員前來香港表示支持。我覺得必須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西方已經搞亂了伊拉克，搞亂了阿富汗，搞亂了利比亞，搞亂了敘利亞，現在又搞亂了烏克蘭，數百萬人已經喪生，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中國絕不允許這樣的悲劇發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國任何地方。

只有篤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但這種“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一方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行為來扳倒另一方，那么這種行為，必將被繩之以法。從文明的視角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時代以來一直奉行“分而治之”的戰略；相反，中國身為“文明型國家”奉行截然不同的“和而富之”的戰略，中國認為這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我提到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駐華大使，他告訴我，他兩年前到美國做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講座，美國聽眾老問他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簡單：中國就是未來。這也是我的觀點。演講結束之后，我們就開始了互動。

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基斯率先向我提問，然后他又收集其他記者的問題請我一一回答。他問我：你說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型國家”，這與美國人談論的“美國例外論”是一回事嗎？我說，由于“美國例外論”名聲不好，這個概念已經帶有負面色彩，所以我更傾向于使用“中國獨特性”。那么，“中國獨特性”和“美國例外論”的區別在哪里呢？“美國例外論”基于一種“帝國的心態”，也就是我可以為所欲為，我可以輸出“民主”，我可以到處發動戰爭。也就是美國前總統卡特曾對特朗普講的，在過去的242年里，美國一直處于戰爭狀態，只有16年沒有打仗，這就是中國正在超越美國的原因。顯然卡特給特朗普上了一課，要他關注發展而不是關注戰爭。

我告訴基斯，“美國例外論”現在已經對美國自己構成了危害。在中國和許多國家民眾的眼中，美國現在變成很魔幻的國家，它成了一個解決不了問題的國家：解決不了槍支暴力問題，解決不了墮胎權利問題，解決不了基礎設施常年失修的問題，更別說毒品泛濫這樣的問題了。為什么會這樣？對中國人來說，解決這些問題并沒有那么困難。“文明型國家”的特點之一是民本主義導向，你發現老百姓、民眾關心什么問題，那就去解決這些問題。比方說新冠疫情問題、貧富差距拉大問題、醫療問題、養老問題等等，那就一個一個去解決，所以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工程師治理的國家”，總是不停地發現問題，然后找到解決的方法，而且解決問題一般都有時間節點，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后等等。

但是在美國，比如全民醫療保險問題，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了還沒有解決；再比如槍支暴力問題，我問基斯，你認為能在未來100年內解決嗎？所以在外人看來，美國真的是很魔幻的一個國家。

基斯接著問我：所以你認為你們的一黨制是有效的，是嗎？ 我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補充了一句，要知道，在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力量。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不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

他又問我：但我們聽到的消息是疫情再次暴發以來，人們都在逃離上海，逃離中國？我說：恰恰相反，更多的資本正在流入中國，人民幣也在升值，出國留學的人數和移民的人數都在下降，人們對上海有信心。我說，你的問題還使我想起了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前說過的一段話，當時英國媒體在炒作所謂的“港人和外資都在拋棄香港”，鄧小平說，不用擔心，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更多的人、更多的資本都會來到香港。我們現在非常開放，如果你想移民，沒有人阻攔你。

基斯說，2012年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問你們領導人，中國什么時候會有民主選舉？你們領導人說我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他問我：現在你們鄉鎮選舉是什么情況？我說：鄉鎮選舉還在進行中，但我們進行了結構改革，現在有非常嚴格的規定，首先就是金錢不能干預選舉，我想這一點對美國特別有教育意義——金錢不能干預選舉，美國的競選捐款能不能停止呢？現在你們的競選捐款已經不設上限了，這是非常糟糕的。基斯承認說，我同意這一點。

他接著問我：你曾經擔任過鄧小平的翻譯，現在正值香港回歸中國25周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你認為他會怎么看今天的香港？我說，鄧小平本人在年輕時候多次來過香港，他第一次來香港是1920年，當時他去法國勤工儉學途經香港，后來成了一名革命者，在廣西組織起義，多次經由香港返回上海，所以他對香港有記憶，他思念香港，他曾經說過，他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去香港看一看。我希望你了解鄧小平的性格和他對香港問題的總體的看法。我說，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1992年解放軍向他提交了一個關于香港交接的軍事準備報告，他看了之后說了兩個字：太軟。鄧小平是說話非常直白的人。他說，這是為和平交接所做的軍事準備，但如果萬一英國人搞事情，到那天不把香港交接給我們，你們有沒有為非和平交接做好軍事準備？于是，解放軍就重新起草了報告。

基斯問我，你對50年過渡期的后25年，也就是從現在到2047年，有何期望？我說，我希望香港和內地進行更多的交流。中央同意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沒問題，你可以這樣做，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它不會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局。然而，香港資本主義有自己的問題，目前香港經濟結構主要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這種結構已經是存在了幾十年了。從中國模式的視角來看，我覺得要對這種結構進行改革和改善。我來過香港很多次，坦率地講，中國內地城市有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之分，今天即使四線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住房水平也比香港要好，盡管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于中國許多城市。我覺得這是香港應該反思的地方。

中國內地曾在不少方面學習過香港經驗，香港今天也可以向內地學習，向隔壁的深圳學習，像華為就在深圳，你們可以學習他們如何做出世界一流的技術。中國內地改革有一條經驗，遇到很大的阻力時，可以采取漸進的方法，先創造增量，然后再來逐步解決存量的問題。因此，新的增長點很重要。我最近看到香港與內地一起打造高科技高地，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建設新的城市中心等等，這都是很好的主意。

這時候另一個記者問：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人民支持它，那它為什么害怕疫情死亡率上升會引起社會騷亂、會引起社會動亂呢？而其它國家似乎都能夠承受這種損失，甚至更大的損失，中國政府似乎更害怕社會動蕩。

我說，我聽到這個問題十分驚訝，也很困惑。西方總是在人權問題上攻擊中國。但從中國人的視角看，最基本的人權一定是生命權。美國最高法院否決婦女墮胎權，也是以保護生命權的名義進行的，然而美國人不去解決槍支問題，對我們來說這簡直匪夷所思，中國人民感到十分困惑。美國100萬人失去生命，大家好像不在乎。我們不要這種政治制度，如果你們喜歡這樣的制度，你們務必自己留著用。中國政府保護人民的生命，民眾是心存感激的。在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共產黨要為中華文明的延續承擔終極責任。美國疫情防控失敗導致大量的死亡，現在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低于中國了，很多美國人覺得這是一種恥辱。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我們確實認為我們的制度是一個更好的制度。

主持人最后帶點自嘲地說，感謝你來到我們這個“狼窩”，回答我們尖銳的問題，我們都笑了，中西方文化都有尊重勇者和強者的特點。我們那天討論了不少其它問題，今天限于時間，就不一一贅述了，相關視頻正在翻譯編輯中，日后會發布，希望大家喜歡。好，今天就和大家聊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