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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鵬演講

我們的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要把別人捏碎變成我，而不是把我捏碎變成別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學術文化界在知識體系和話語方面所做的事情，很大程度就是在“把我捏碎變成別人”。大家想想有多少人是用各種各樣的西方概念來套中國，有多少學者在國際、國內發表文章，是用扭曲中國的事實和數據來迎合西方的理論，這樣做得多了，很多人已經忘了真實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今天我們黨中央要求建設中國知識體系，要求創新對外話語體系，我個人體會，這個重任就是要求我們擺脫西方概念的枷鎖，以中國觀中國，以世界觀世界，回歸實事求是和科學精神。

首先我們就是要把西方拉下歷史的神壇，西方觀念曾經它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甚至是一種十分偏遠、落后的地方性知識，后來隨著西方的崛起，他們開始把自己的價值稱之為一種普世價值，然后否定其他文明的價值。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把西方價值給降回到一種地方知識的地位，將之視為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承認它偉大進步的部分，也要認識到它頂多只是世界文明的一個部分。

其次呢，我們要建立起一種反映人類社會事實、代表世界發展趨勢的概念體系。首先就要從認識和表達我們自己來做起，我們認識自己是為了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人類性、時代性、趨勢性的東西。所以最高目標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講了幾千年的“大同”兩個字。在此前提下，深入而全面地開展歷史的、制度的、文明的比較研究，基于歷史提煉出科學、客觀的解釋性概念，讓這些概念互相關聯，逐漸形成一個理論之網，必能建構起強大而有普遍性的中國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學術文化界有不少有識之士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比較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張老師提出的“文明型國家”概念，我認為它反映了中國的事實，同時又可以來和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相對話，并且解構掉西方用“民族國家”概念來規訓世界的企圖。

從我個人的角度談幾點中國文明中的普遍性價值。

第一，我要談的是統一性。張老師的“文明型國家”定義里邊有一條，就是超大規模，規模確實是中國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如何在這個大規模國家里實現秩序和良治是中國自古就在探索的一個問題。我們最主要的答案是什么呢？“大一統”三個字。

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講一句話，“大有大的樣子”，我們“大的樣子”應該是可以為人類政治發展提供經驗和智慧的。這就要講到西方了。難道西方不大嗎？西方自古都是非常小規模的整體經驗。比如柏拉圖的腦海中，理想國家是5040個人；亞里士多德是認為所有的公民能夠聽到一個人講話，這是理想國家。西方主要的大國經驗可能就是羅馬帝國，但是羅馬并沒有像我們秦漢一樣建立起一個高度有機的統一制度。一直到美國建國，西方人才開始遇到建立一個大國的嚴肅挑戰。不過當時美國人所面臨的大國不到300萬人口，放到咱們的戰國時期都算不上一個大國。

所以到今天，大家看一看西方觀念里邊，盛行著自治、分權等等這些小而美的觀念，炮制了大憲章、三權分立這些反集權的神話，崇尚廣場政治、選舉、代議制、聯邦制等等這些適合于小規模國家，或者是把小國給拼成一個松散大國的這樣一種制度機制。但是這種思想非常不幸，在近代對中國人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嚴復早年面對西強中弱，就得出了一個知歐洲分治之所以興，則知中國一統之所以弱的結論。最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出了分裂、分治的泥潭，帶領中國重新回到了統一性的這個正軌上。

人類今天面臨的挑戰，比如像新冠疫情、氣侯變化、全球衰退、消除戰爭、全球犯罪、恐怖主義等等，都不可能在小規模層面上解決，人類未來一定是要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是西方的學術理論和概念體系，我講了它是根植于微型傳統的，不可能為人類指出正確的方向、光明大道。而中國的統一性和大規模治理經驗，恰恰是未來的普遍性價值之一。

第二，平等性。中國從戰國末期開啟了平等社會，兩千余年向著平等理想持續發展。從春秋戰國開始士人干政，到商鞅變法、立軍功爵，到秦朝以吏為師，到漢武帝連發三道詔書求秀才異等詔（后來為了避光武帝劉秀的諱，變成求茂才異等詔）來實行舉薦，再到隋唐建立科舉。

商鞅變法（資料圖）

這個過程里平民不斷地獲得政治權利，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里，而且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不斷拓寬。這一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一個特例，中國到宋代就已經出現了布衣卿相滿朝堂的普遍現象，基本上實現了韓非子所說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的目標。中國古代也有很多原始社會主義性質的思想和政策，比如孟子講養民、民本，要為民置產，我們歷代搞平準均輸、授田均田、常平救災等等，在其他地方的歷史上很少見，特別是在西方。

而西方思想中講的平等本質上是什么？就是資產階級的平等，也就是財產的平等。從中衍生出了機會的平等、法律的平等、程序的平等。但是他們很少關注結果的平等和實質的平等。所以不管從解構西方價值、建構中國話語來講，還是從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來看，平等都應該是我們大講特講的一個概念。

第三，公共性。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里講：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這里指出一個國家公共性的問題——國家公共性應該是社會正義的基本要求，國家是天下之公器，不得為任何私人或者小集團所獨占。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資源分配的基本公平和權力財富的流動，才能實現長治久安。所以人類未來的政治價值也必然要求把公共性置于一個優先地位。

但是人類歷史上恰恰是長期缺乏公共性的，以西方為例，它長期停滯于封建制度階段，直到近代之前，歐洲都不存在公共制度。歐洲制度基于封地和爵位等級，不同等級之間完全是私人性質的權力和效忠關系。歐洲是完全沒有中國意義上的公共國家，也完全沒有我們意義上公共性的中央、地方行政機構。所以在歐洲人的觀念中，幾乎沒有公私之分。

第四，人民性?，F代國家基本上都說自己是人民主權，但是人民的定義和人民主權的實現途徑卻大相徑庭。美國憲法開篇第一句就是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但在實際制憲過程中，我們看到它討論的往往是怎么去限制人民的權利，立憲者關心的是怎么防止多數的暴政，怎么壓制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怎么限制人民獲得選舉權，怎么防止人民要求分配財富。以及如果人民擁有選舉權，要如何否決它。

所以后來發明了最高法院的獨立司法權，就是為了否決人民的意志。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不讓人民來染指政治權力。所謂的代議制度就是讓經濟權利直接轉化成政治權力，讓不同性質的財產在政治中按比例分享政治權力。西方國家雖然制度形式各有不同，本質是一樣的。

中國的制度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性的制度，人民當家作主絕不僅僅是靠著選票，而是要靠人民擁有生產資料、擁有先鋒黨的領導、擁有國家的權力、擁有暴力機器、擁有新聞機關等等等等。中國的民主是全方位、全過程的民主，人民可以主動參與國家的領導和治理，包括但不限于通過選舉人大代表產生政協委員，通過基層自治、黨組織加入政治領導和國家管理者的隊伍，通過各種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成為國家干部或者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

黨和國家也通過群眾路線主動聽取人民的聲音，尊重科學的意見，重大政策和規劃都要反復醞釀，最重要的是黨的全面的領導決定了社會和制度在法治范圍內的運轉，不會產生出違背社會主義方向，違背人民利益的結果。黨作為國家的領導力量牢牢把舵，為實現人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而掌握航向。

今天世界人民大多仍處于被西方價值觀誤導而未覺醒的階段，一時間也許還不能真正理解中國制度、中國價值，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未來。但是我們要堅持不懈地講，深入透徹、循循善誘地講，最終我們一定能夠讓中國故事深入人心，讓中國模式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有些人擔心對外講中國故事會刺激到西方，擔心他們搞所謂的新冷戰，這種擔心我覺得完全不必要。國際關系既取決于現實力量的對比，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別人的認知。打比方，如果中國的力量已經超過美國，但是我們繼續低調示弱，反而會使一些第三方國家錯判，繼續跟著美國來圍攻。但假如中國力量還不如美國，但是我們成功地影響到美國和第三方，構建出一個強大的形象和領導地位，我們反而能夠避免很多原來有可能發生的沖突。

所以過去四十年我們低調不爭論是對的，符合當時的戰略需要和力量對比，但是在今天中美國力競爭和世界影響力競爭白熱化的時期，中國已經到了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關頭，此時不亮劍不僅會事倍功半，還會使世界各國產生疑慮，帶來一些額外的聲譽成本，因而，我認為中國今天應該理直氣壯地建構和傳播中國的概念和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