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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有人計算，地方政府寬口徑的債務為90萬億元，即使經過2015年后的債務置換和降息，現有債務的平均利息也應該為4%～5%。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每年付息至少需要3.6萬億元～4.5萬億元。眾所周知，地方政府還債的主要來源是土地出讓金，而地方土地出讓金毛收入在2021年達到8.7萬億元的歷史高點后大幅下降，2022年只有6.7萬億元，今年預期還會進一步下降。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張軍：這樣下去，可能將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部分，都不能覆蓋利息，這是一個很大的財務問題。我覺得有兩方面，前面已經說了債務怎么處理，另一方面債務處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地方政府要少投資，因為地方政府在軟預算約束下，拍腦袋投資的情況居多，會產生新債務。也就是說，債務處置對于解決過去積累的債務很重要，但怎么防止未來新的債務形成是更重要的問題。

這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卻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地方政府過度參與經濟發展。我覺得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參與發展問題，進行招商引資，克服一定的負外部性，幫助企業成長，這些都是合理的，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經濟變得高度復雜了，風險很大，地方政府要謹慎，不要陷入太深，也許應該主要干兩件事。第一，將更多精力放到規劃上，因為其掌握了很多重要的資源、包括土地，把規劃做好很重要。第二是致力于改善營商環境，保護市場良好運轉，維護公平競爭。比如企業之間出現了糾紛、打官司，因為政府致力于營商環境改善，保護競爭，輸掉官司的一方很服氣，贏了官司的一方會繼續投資，這比從產業思維去布局地方發展、搞投資項目，可能更重要。

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需要搞基礎設施，進行招商引資、通過產業政策上馬一些項目還說得過去，現在產能過剩情況之下，再去拍腦袋投資很多投資項目，風險太大。所以，恐怕這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觸碰的重要問題，一定要轉變這種治理方式。

其實很多地方政府官員，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為什么還繼續這么干？因為上級的考核機制沒變，就是從上到下，不管是問責制、政績考核、官員晉升，經濟發展還是首當其沖，所以就不得不這么干。考核機制需要徹底改革，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做好規劃，維護好市場公平，保護好企業家產權。至于哪些產業會形成氣候，是市場上各種因素聚集產生的結果，有很多偶然性。有些地方大搞汽車產業一定能做好嗎，這不見得，有些地方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它就起來了。因為營商環境好了，制度有效了，結合當地的稟賦、人力資源條件，有些事情就不經意中做起來了。

我聽說，江蘇有一個村的培訓業不經意中搞出了規模，出現了所謂的產業集聚現象，當地政府就順勢而為推了一把，最后變成國內培訓第一村。所以，并不是之前想要發展什么就能發展什么，政府最多是因勢利導，在制度上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少去插手具體的投資項目。現在政府規模太大，財政負擔壓力很重，其實完全沒必要，投資消耗很多，然后動輒還要問責，搞得大家都很累，壓力很大，成功的概率也不高，又容易導致很多不良資產、隱性債務。

問：過去，中國房地產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及城鎮化，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2022年房地產業增加值為7.3萬億元，占GDP的6.1%，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20%以上。但這個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似乎正在熄火，今年持續低迷樓市的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中國人的大部分財富也都在房子里，怎么破解這一棘手的難題？

張軍：這個問題只能靠時間不斷化解。從總需求角度來看，現在恐怕要中央政府順勢而為，把投資的預算壓縮，然后騰出一些支出去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福利。比如我們現在有65萬億到 70萬億投資規模，能不能壓縮四分之一，騰出來的預算，比如說15-20萬億用于支持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和福利項目。

從整個收入層面看，現在勞動收入還太低，大多數工薪階層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勞動報酬，因為中國過去長期是低工資、低物價的模式。現在，需要有一個政策調整，讓勞動工資增長，大體上與名義GDP增長接近或持平，政府的收入，要有相當一部分用于改善家庭的收入。這個改善，不是建更多基礎設施，而是變成家庭收入。這些收入可以是實際收入，也可以是名義收入，比如用于減少家庭支出的負擔，這就是增加家庭的實際收入。

比如育兒成本，是不是可以由國家負擔；義務教育是不是可以從9年變成12年；老人贍養，現在只是在個稅里減扣，是不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抵稅額度，甚至直接以現金方式發放到老人賬戶，或者家庭賬戶。也就是說，有些隱性的補貼，是不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并且顯性化？

我覺得，要出臺更多能夠幫助家庭提高名義和實際收入的政策，同時隨著經濟發展，不斷調整，逐步改善民生福利水平，讓中國老百姓可以不斷地分享發展成果。現在6億人的人均月收入還是3000元以下，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這跟國力不匹配。既然我們的國力可以動輒就花上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去搞形象工程，為什么不用這些錢去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負擔買單呢？所以，這方面需要有一些政策的大調整，而且正好處在當下經濟復蘇的節骨眼上，做這件事情的效果應該會更好，有助于減輕家庭未來的支出負擔，改善消費需求的能力，降低家庭預防性儲蓄率。

為什么今天儲蓄率越來越高？因為絕大多數家庭都覺得現在只有靠自己，上有老下有小，都要靠自己來負擔生老病死。要讓家庭有明確預期，很多成本其實不需要個人負擔。特別是現在子女教育負擔很重，國家完全可以負擔大頭；育兒方面，從生育到幼兒園、小學，國家買單。醫療方面，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現在光靠目前的醫療保險無法覆蓋。特別是大量農民養老金每月只有100 元左右，這說不過去，是不是可以漲到5000-1000元，地方每年投資浪費的錢都比這些多得多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相關政策部門，我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國家如果能夠在家庭上面有更多支出，家庭就可以在消費上有更多支出，形成一個正向互動和循環。

我們的低工資模式也要改革，看上去是勞動力成本低，有利于制造業、出口，而當出口遇到瓶頸后，我們意識到要轉變發展戰略，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就會發現國內市場沒有接盤俠，因為我們還沒有足夠大的需求能力，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良性循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勞動力大量從農村釋放，那時候普遍很窮，只要比農村好，工資低點沒問題。但到今天，還用這種模式來推動制造業、出口，已經行不通，而且最重要的后果是長期抑制了家庭購買力，當城市在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預期成本越來越高時，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就居高不下。這樣怎么擴大內需，現在到了需要我們反思和將改革方案的設計納入新議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