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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最近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出，地方政府一定要放棄用產業思維來指導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過去地方政府考慮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直是從發展什么產業入手，但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是他們可以搞清楚的，導致很多項目的大規模投入打水漂。我前不久到江蘇一個地方，聽說下面很多縣都提出要搞汽車產業，要上馬整車項目，花了很大一筆投資，占用那么多土地，最后勝算的概率能有多少？還是市場說了算。地方政府老是習慣用產業思維發展經濟，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搞微電子，但人才儲備、科技研發和相關產業基礎這些都不具備，老是覺得給優惠條件就有人會來，實際上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最后一地雞毛。

其實，一個地方的產業發展起來，多半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沒有必然性，產業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擁有核心技術和人才，如果所有東西都靠引進，成功概率不高，短期可能熱火朝天，但沒有可持續性，最后大部分背上了沉重債務，形成資源浪費。

問：今年以來，從地方到中央，政府部門都在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民營經濟的重視，比如民營經濟31條、發改委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為什么在這個時間點重新強調民營經濟，如何從根子上讓民營企業家恢復信心敢于投資？

張軍：經濟下行，其實受害最大的就是民營經濟，因為他們沒有什么話語權，也得不到更多支持。另外，民營經濟對經濟變化最敏感，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他們會有更長遠的目標，因為一個項目要不要投，不是看兩三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他們最看重穩定性、連續性。現在經濟領域出現了一些干擾，讓穩定性、長遠性發生了變化，所以民營經濟就會更加不安，對他們來說就變成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一段時期，出臺了大量可能會被誤解、誤讀的政策，對民營經濟造成了一些傷害，很容易理解為對他們的不信任。

經濟的長期高質量發展，其實民營經濟是主力，如果他們信心不足有動搖，對不確定性有更多擔憂，經濟恢復就會比較困難。所以，現在就是需要穩住民營經濟的預期，確保民營經濟有更長遠發展的動力，這種強調有一定正面影響。改革開放三四十年，這些事情總是不斷地反復，反復太多了以后，民營經濟就會變得冷漠了，再出臺這些政策，就不怎么當真了。

現在經濟發展當中，還是存在著身份論歧視，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從法律層面徹底消除出身不平等這個問題，“國企，民企、外企的 “身份論”一定要廢除。同時，建議中央出臺的各種政策，不要區分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法人主體，應該享受同等法律保護，包括產權保護、權益保護，不能因為是民企，想抓人就抓人，想沒收財產就沒收，法律一定要明確。其實，現在國有企業里有大量非國有成分，投資者也可能來自于不同所有制企業，已經沒有什么特純的國有，也沒有純粹的私有。一個私人企業，可能有外資成分，也可能國有資本，股權可能是混合交叉的，因為市場經濟就是如此。

實際上，我們的金融機構也需要改變，像四大行，現在干嘛還要強調國有，他們都是上市公司、公眾公司，其中有國有股權，也有其他股份，甚至外資。強調國有銀行是自己人，民間銀行、外資銀行，他們感覺就不好，分成三六九等，這就是所有制歧視。所以，不需要再去強調這種身份，經濟發展中大家都很重要。至于哪些行業，哪些企業，必須國家控股，這有戰略上的考慮，無可厚非，但不能因為國家控股造成地位不平等。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另外這樣做有什么好處，比如我們的國有企業，或者國有占主導的企業，也可以由一個著名民營企業家擔任CEO。投資可以交叉，管理也可以交叉。為什么國有企業必須由組織部門來任命，讓官員來做董事長、總經理。既然是企業，就應該要從市場上選拔人才，甚至全球招聘，比如說找一個新加坡人或一個歐洲人來擔任公司CEO，這是由公司董事會決定，政府不要干預，這樣就能做到真正平等了。像中國移動是一家上市公司，CEO可以來自于全球。阿里可以聘請一個美籍華人來擔任CEO，國有企業也可以請市場上著名的企業家來做CEO，理論上說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關鍵問題就是需要廢除所有制的不平等。

國有企業改革高管崗位市場化選聘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它是國有企業，也應該是現代公司治理模式，有關部門不要干預，CEO、董事長都來自市場招聘。現在大家討論怎么支持民營企業，我覺得只要堅持所有企業都走市場化道路，問題就會慢慢解決。任何一家民企，總是希望找到一個有能力的CEO，國有企業為什么不可以這樣。我認為，市場化是解決身份平等問題的一個最簡單、最重要的手段。

現在國有企業是“半拉子”，一部分領域市場化，大部分市場化不足，特別是高管都是政府任命，將他們當成公務員一樣看待，然后進行限薪，怎么弄得好，所以高層腐敗一直屢禁不止。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一定還是市場化，新加坡很多國有企業的董事長、CEO就有全球招聘的，按市場原則辦，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