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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需要繼續進行債務減記和互換，也必須維持漸進的結構改革。但決策者必須認識到過高實際利率所造成的損害。貨幣寬松是阻止增長進一步放緩的關鍵，因此也是確保國內經濟穩定、保持全球復蘇動力的關鍵。”

實際上，經濟下行的時候，去杠桿和去產能的最智慧的做法是維持名義總需求而不是收縮它。

五、需求側供給側，輕重緩急如何把握？

供給側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

大家常常說的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其實是需求側的三駕馬車，它們只是在給定已有的供給能力下影響當期的經濟增長率。供給側也有三駕馬車，那就是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

長期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供給側的三駕馬車，而不包括消費和出口。所以說，轉型到以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非常錯誤的說法。

但是，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幾乎都是需求側的問題，而不是供給側的問題，所以短期經濟下滑，通常是投資和出口的下滑造成的，消費一般也會下滑，但幅度一般要小一些。所以，要解決短期經濟不景氣的問題，就是要從需求端著手。

其中，投資尤其有特殊性，它既是供給側也是需求側的三駕馬車之一，有效的投資增長不僅有利于短期經濟復蘇，也會為長期增長打下基礎。

目前我們的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中，去杠桿、去庫存和去產能其實都是短期政策，降成本、補短板才是與長期增長相關的政策。不過這五項任務更像是希望達到的結果而不是實現這些結果的手段。

部分供給側改革措施會抑制需求 推出要審時度勢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經濟工作定的總調子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再去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句話一定要了解。

所以擴大總需求的穩增長、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動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要對結構性改革的各種措施進行梳理分清輕重緩急。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長期來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慮的是在短期推行時，有些供給側改革可能會抑制消費需求，也可能會抑制投資需求，因此要有輕重緩急，要審時度勢。

我們現在講的著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短板：我們也有很多稅收過高的地方，要降低關稅；也有一些過剩產能應該退出，這是供給側的改革。

但是我們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是反對產業政策的。我們現在推行的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我們還是要有產業政策的，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過去的政策既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的政策也不是供應學派的政策。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國際沖擊，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時候，政府同樣應該做些積極的穩增長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礎設施。我們的基礎設施不是發達國家那樣的，挖個洞，補個洞，我們是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所以同時是需求側的管理，同時也是供給側的補短板的措施。

強調“三去” 中長期的供給側改革反而被沖淡了

現在有一種傾向，老把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管理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

經濟放緩有結構性因素就要結構性改革，短期內也必須去產能、去庫存。

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供給側改革還要關注中長期，就是要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那些改革全部落到實處。我覺得中長期改革現在反而強調少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的那些改革，唯一推動比較快的是金融改革：利率市場化做完了，民營資本進入金融市場基本上解決了，整個VC、PE市場、信托都起來了，直接融資增長還是蠻快的，當然也出現了股災那樣的問題。

其他很多改革也被眼前的任務給沖淡了：比如戶籍改革都交給地方做了，我覺得中央層面的1958年《戶籍管理登記條例》得要改；土地改革推進緩慢；雙創要落到實處，還需法律層面的完善。

即使短期推進供給側改革的“三去”（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還是要把需求管理做起來。因為“三去”都會壓制總需求的，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

需求端無外乎消費和投資，投資在短期和長期都是很重要的，我們整體發展水平離前沿國家還差的很遠，我們國家內部——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差距也很遠，城鎮化率也比較低，還有很多潛力挖掘。

所以一股腦說投資就是個壞東西，不能走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是模棱兩可的判斷。我們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穩增長和“三去”是有相通之處的，我個人覺得相通的地方就是財政政策。政府通過發債把老百姓的儲蓄拿來投資了，不會增加杠桿。去杠桿，可行的辦法是給政府加杠桿，整個經濟降低杠桿。如果想普遍給整個經濟降杠桿，那會引起經濟衰退。資金是經濟的血液，沒有血液經濟就跑不動了。

政府加杠桿，籌到的錢去搞投資、去庫存。比如樓市去庫存，讓地方政府放棄托底的幻想，讓開發商降價，政府低價來買，并改建成廉租房或者公租房。這樣既保增長又去庫存，開發商和銀行都解套了，杠桿也降了。這是一舉多得的事。

我們有一個問題：政府的支出一直是順周期的；這幾年經濟放緩了，我們的財政支出是收縮的。去年10月，中金公司有一個報告說，政府加上我們這些事業單位的存款猛增。報告說：

“到2015年10月底，政府機關團體存款達到21.2萬億元(同比增長14.9%)其增速比名義GDP增速高了8.7個百分點。根據2014年底的數據，這些存款中不到一半為社會保險基金和公積金，超過一半是各類機關的存款。”

這跟反腐有關系，但消費性支出在下降，這種情況下投資一定要上去，不然托不住經濟增長。

有人會說這是飲鴆止渴。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既然經濟景氣下行，財政加力就是政府必須做的事情。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那么做；有些國家想政府財政加力，但做不了，因為它都沒這個能力。

年初總理報告說，赤字率要提高，但事實上沒有提高多少：營改增就減少了5000億的稅收，赤字率從2.5%提高到3%，總共增加6000億的財政預算，減去營改增的稅，其實只增加了1000億。

財政加力，我們的政府債務肯定會增加，但是在可控之內。因為我們的政府負債都去搞建設去了，即使虧了也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其他國家負債都在社保、醫療、醫保福利，這是剛性的，我們是沒有剛性的，不想做了，就不做了，我們是有靈活度的。

談供給側改革不應忘記總需求

在中國最近幾個月都在討論到底是供給側的改革還是需求側的改革，這里我簡單的談幾點。

首先，供應并不能夠提升需求。但是需求結構如果合理的話，可以對供應側產生積極影響的。

第二，在沒有充足需求的時候，供給側的改革反而會增加失業，而不會促進增長。很多供給側無效的改革，比方說降低企業所得稅，本來的意思是希望能夠促進就業，或者是希望企業能夠增加投資。但是我們需要記住，在美國和其他國家1980年代的供給側改革都是失敗的。

有很多供給側的措施是可以產生作用的，比方說要投資于科技和人或者一些產業的發展，或者是金融市場的改革，鼓勵金融機構發揮好中介作用，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并鼓勵企業股權投資，而不是從銀行借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