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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觀點，請大家批評。產能過剩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產業(yè)問題，鋼鐵產能過剩、汽車產能過剩、太陽能板產能過剩等等是結構性問題。在宏觀經濟層面，從總量上看，只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

中國經濟過去十來年的問題是總需求不足，而不是“產能過剩”。舉個例子，假設去年中國的產能是100萬億元，總需求也是100萬億元，同時不存在結構失衡問題。如果由于某種原因今年產能變成了200萬億，同時經濟結構也沒有發(fā)生變化。到底是今年出現了100萬億元的過剩產能，應該把多出的100萬億元產能消滅掉？還是應該設法使今年的總需求增加到200萬億？

不難設想，如果我們的產能增加了一倍，總需求也增加了一倍，我們的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人民的福利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結果嗎？

結構性產能過剩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競爭自然會迅速淘汰過剩產能，無需政府越俎代庖。黃奇帆市長曾提出，中國建筑的用鋼量遠低于世界水平，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惶岣呓ㄖ械挠娩撍剑窟@樣，鋼鐵的過剩產能不就被吸收了嗎？這也不失為一種聰明的解決辦法。

過去我們常說，在中國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這怎么并存？在產業(yè)層面，某些產業(yè)供大于求、另一些產業(yè)供不應求是經常發(fā)生的事情；但在總量上、在宏觀的層面，兩者是不能并存的。

總而言之，應不應改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看經濟增速和通脹形勢，在特殊情況下還要考慮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當經濟增速持續(xù)下跌且通脹率持續(xù)維持低位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毫不猶豫地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2010年，中國GDP增速10.3%，CPI增速逐季上升，四季度上漲4.7%【2】。2011年，中國政府的首要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把CPI增速降到4%以內。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政府2011年把控制通脹作為首要政策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即便采取了緊縮政策，CPI通脹率也是在2011年7月達到6.5%的峰值之后才開始逐月下降。

2012年之后，中國的通脹形勢發(fā)生了更本性的變化。從2012年3月開始，中國的PPI進入負增長，并持續(xù)了54個月。2019年1月起，PPI又維持了17個月的負增長。從2022年10月至今，PPI依然是連續(xù)負增長。

換言之，在過去10年內，中國在80多個月里面的PPI都是負增長。中國的CPI在2012年5月之后就降到3%以下，以后基本是在2%、甚至更低水平上波動。綜合考慮PPI和CPI，判定中國過去十年處于準通縮狀態(tài)并不為過。即使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太低了。

2012年之后，面對GDP的逐季下降和平均2%的通貨膨脹率。毫無疑問，中國應該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但是，我們一直回避堅持執(zhí)行明確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

可以對比一下美國和日本。美國實行了極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QE+零利率政策。日本則是極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量寬和質寬”+負利率政策。其結果是：雖然有后遺癥，但美國保持了121個月的GDP正增長，創(chuàng)造了自1850年有記錄以來維持時間最長的一次GDP正增長的歷史記錄。日本經濟始終在苦苦掙扎，但如果沒有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超寬松貨幣政策，日本的經濟狀況肯定更糟糕。事實上，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依然沒有調整其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

日元匯率下跌；日本國內物價上漲（10月數據）/資料圖

再看中國，2010年以后中國GDP增速一直往下走，直到現在我們還沒看到“L型走勢”的橫杠在哪里。如果我們認為這種狀況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不采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去扭轉這種狀況，中國的GDP增速就可能會繼續(xù)下行。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進行了調整。2022年12月1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這句話非常關鍵。過去十來年我們一直在強調治理產能過剩，在我印象中這是首次把總需求不足放在最突出地位。我們應該把這句話所反映的指導方針轉化成系統(tǒng)的財政、貨幣政策和配套的具體措施。

第三，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否已經擴張過度？

馬斯特里赫條約提出了執(zhí)行財政政策的兩條規(guī)則：（1）財政赤字對GDP比不超過3%；（2）國債對GDP比不超過60%。我們也嚴格遵守這兩條規(guī)則，并以此引以為自豪。

馬斯特里赫條約的這兩條標準并無任何理論根據，其動機是為了防止南歐國家執(zhí)行不負責的財政政策。事實上，這兩條規(guī)則早已被所有發(fā)達國家所拋棄。世界上，大概除中國之外，沒有任何國家看重這兩項標準。我們政府是非常負責任的，財政的自我約束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財政紀律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兩回事，兩者并無矛盾。

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當經濟增長因有效需求不足而持續(xù)下跌的時候，政府必須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而不應固守馬斯特里赫條約的兩條財政規(guī)則。只要使經濟維持必要的增速，并使利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財政狀況就會得到改善。反正，財政狀況就會進一步惡化。日本1996-1998年財政重建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令人感到高興的是，中國政府終于打破了3%的禁忌。最近，中國政府宣布新增1萬億國債，財政赤字對GDP比例上升到了3.8%。以往中國的財政赤字對GDP比也曾超過3%，但都是“減稅降費”的結果。這次國家決定增加發(fā)行1萬億國債，用于緩解地方在災后恢復重建和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方面的財政支出壓力是完全正確的。政府完全可以在未來進一步增發(fā)國債。當然，如何用好新增國債則是另一個嚴峻挑戰(zhàn)。

不少人批評央行“貨幣超發(fā)”，理由是中國M2對GDP的比例太高，超過了美國。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首先，超發(fā)不超發(fā)，主要看通貨膨脹。如前所述，中國目前面臨的是準通縮狀態(tài)。僅此一條就不能說央行“貨幣超發(fā)”。至于通脹率的上漲是否會滯后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滯后期會有多長，則是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至少就美國而言，在執(zhí)行QE十多年以后，通貨膨脹率才惡化。而這種惡化的緣由比較復雜，不能簡單歸諸于美聯(lián)儲貨幣供應增速過高。而日本至今仍未出現由貨幣供應增速導致的物價上漲。

第二，輿論批評央行超發(fā)的“根據”，是建立在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的基礎之上。貨幣主義假定貨幣流通速度不變，也只有在這個假定之下才能說“通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而最近這幾十年，貨幣流通速度明顯下降。M2/GDP的高低并不能說明貨幣超發(fā)。

還有一點就是：通脹是與需求缺口的存在相連續(xù)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且貨幣供應的增加無法直接導致有效需求的增加，通貨膨脹膨脹形勢就不會惡化。在中國由于投資標的類別的匱乏，銀行儲蓄存款是一般居民積累財富的主要形式。儲蓄存款的增加（M2的主要構成部分）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