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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支持美國高校與智庫對中美關系進行積極性研究

今年年初，美國知名的親華派學者沈大偉發表一篇頗有“中國崩潰論”風格的文章，引發兩國學術界和政界的軒然大波。但值得我們關注的并不是沈大偉的“倒戈”，而是為什么一直以來只有沈大偉一個親華派。

對比以色列，中國在美國智庫和學術界的影響力可以說太小了。在美國，幾乎稍微有點上規模的學校都有Jewish Studies（猶太問題研究）的本科專業，再大一點的學校還會有中東問題研究的專業，而各種項目、中心，課題更是多如牛毛，這背后都有世界各國的猶太裔富豪和以色列政府的巨額投資的支持。在美國頂級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國家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院、傳統基金會、哈德森基金會、外交政策分析研究院、國家安全事務猶太研究院等等，都極度仰賴猶太富豪們的捐款。2002年布魯金斯研究院成立了“薩班中東政策中心”，以猶太媒體巨子薩班命名，而薩班曾對媒體說他“只關注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是以色列”。而正是以色列在美國智庫近乎無以倫比的影響力，美國的中東政策很自然的受到以色列的極大影響，以至于不少政客認為美國外交政策被以色列綁架。

華盛頓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

而另一個在美國高校影響力頗大的外國勢力就是以墨西哥為首的拉丁美洲，但因為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因此不如以色列那么顯眼。最常見的研究領域就是移民問題研究，這在紐約、加州、佛州、德州等幾個移民人口大州，恰好也是經濟大州，幾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席之地。拉美研究則是另一個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現在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杰布·布什當初就是德州大學拉美研究專業畢業的。因為移民問題不僅涉及國家安全和外交，也是一個敏感的國內政策問題，因此美國移民政策的變或不變對各方面都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因此對此問題非常關注的墨西哥政府和商界也花巨資在美國“購買影響力”。

不僅是以色列、墨西哥在美國政策制訂上享有特權，其他國家也以各種方式“介入”到高校和智庫的研究，前面提及的哈薩克斯坦就是個中高手。2008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連出了三個研究報告，鼓吹哈薩克斯坦“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國家治理的成功”等等，可這三份報告的出資方正是哈薩克斯坦政府。與其說這是學術中立的報告，不如說這是哈國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打的一則廣告。考慮到其中兩份報告的“售價”不過五萬多美元，這則“廣告”可謂是物美價廉。

相比之下，雖然這幾年國內大力加強了對智庫的投資，各種智庫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但這些智庫大多并不具備國際影響力，指望他們能在短時間擠到國際學術界的前列也不大現實，因此最快轉變美國學術界對華態度的方式就是給他們提供資金上的支持。美蘇兩國在冷戰期間都曾下大力氣互相培植學術界的“第五縱隊”，美國六七十年代的幾乎每一個社會變革背后和蘇聯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冷戰最高峰的時候經濟學巨擘薩繆爾森還執著的認為蘇聯的經濟制度的發展速度比美國快，連奧巴馬年輕的時候都跟過信奉共產主義的“革命導師”。當然笑到最后的還是美國，一批批來美國求學的蘇聯學者回國之后都成了共產主義的抬棺人，為埋葬蘇聯做出了貢獻。

中國企業應積極通過司法挑戰的方式影響美國政策

“三一起訴奧巴馬”可以說是這幾年中美之間商業交流與國家安全利益沖突中最高光的一頁，因為三一這個起訴不僅迫使美國政府在審核外資的時候提供更多程序透明度，更為中國企業指明了一條捍衛在美投資利益的新方法。

其實說新也不新。因為美國憲政遵循“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規則，作為憲法守護者的聯邦法院是抵御白宮和國會濫權的最后屏障，任何權利受到侵犯的“少數派”都可以通過訴諸法律的方式挑戰“多數派”制訂的法律法規。在美國歷史上，高院曾經憑一己之力廢除了種族隔離，賦予了合法墮胎權，批準了同性戀婚姻，捍衛了報紙曝光國家機密的權利；也曾推翻了羅斯福新政的立法，斬斷了杜魯門鋼企國有化的魔爪，逼迫尼克松交出水門事件錄音帶，甚至引發了內戰。但正因為高院司法審查權的存在，美國政治問題商業問題經常遇到司法化的問題，給某些“少數派”在公共事務中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三一的勝訴其實有誤打誤撞的成分在內。從三一聘請的律師團隊可以看出，這是一群以小布什內閣總檢察長和司法部副部長為首的共和黨在野法律團隊，這個律師事務所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參與了幾乎所有針對奧巴馬政府的大案要案，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奧巴馬醫保案”和“公民聯合競選資金案”。可以說任何能夠給奧巴馬施政使絆子下套子的案子，他們都會參與，因此三一等于被兩黨斗爭當了回槍使。但不管如何，相比大多數遇事認慫的中國企業來說，三一可謂勇氣可嘉。

但既然司法挑戰的方法證明行之有效，那么我們不僅要打官司，更要有規劃。比如可以成立商會，通過加強行業內溝通的方式來找到最合適的案件。比如各種鋼鐵企業都面臨各種類型的非貿易壁壘，那么鋼協就可以請專業法律團隊分析每一個案件，找到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案子，然后通過勝訴形成案例，從而造福其他企業。因為結成行業組織，由組織出面也可以避免打官司的企業獨立承擔高昂律師費，而其他企業免費搭便車的問題。

其實不僅是關乎企業利益的案子應該參與，關系社會公序良俗，人權保障，環境保護的案件企業出于自身的價值觀一樣可以參與。企業可以通過給相關法律援助機構捐款的方式去表達自身對美國各類社會問題的態度，通過訴訟的方式去鼓勵這些問題在美國公共領域的討論。如果時機巧的話，趕上大選年甚至可以扭轉大選議題，直接干預大選走勢。共和黨在2011年因奧巴馬醫保起訴聯邦政府，就是想把事情拖到2012年大選把話題炒熱，起到一個動員選民的作用。

后記

曾有讀者問過我為什么要關注美國大選，認為美國大選不管是誰上臺都會對華不友好，覺得我這是一頭熱枉費心機。我當時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訕訕的說這是個人興趣。但讀者的這個質疑一直盤桓在我腦海，于是覺得很有必要解釋清楚，才有了此文。或許有人會覺得我這都是癡人說夢，但我們這不是在追逐中國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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