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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秩序”VS“民本秩序”

從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來看，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秩序“自發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國和很多國家不一樣：大多數國家選擇“自發秩序”，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多黨政治—代議制民主—寡頭政治；而中國選擇了后者，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以人民為中心。

“自發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場經濟。

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競爭，進而沒有更多創新，沒有更多財富。不管多么不喜歡市場經濟、勞動雇傭制，它已經發生了，回到市場經濟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個國家想有財富，沒有市場經濟是不行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跟鄧小平說，華人世界里只有中國沒有發展，其實最應該發展的是中國，因為中國人脈很深，受過教育的人都在大陸，真正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的都是漁民。中國大陸怎么富不起來呢？肯定路子有問題。鄧小平不說話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回來以后就不一樣了，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與李光耀會面

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社會分化，貧富不均。

市場經濟是能者的天下，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像北京人，家國情懷很大，喜歡談政治，上海人則擅長搞金融證券。社會分化必然會產生馬云、馬化騰這樣的人，而像我們這樣的大多數人只能讀書，再按部就班做公務員或下班后想著明天干什么，計劃怎么發財，第二天起來卻又跑到辦公室。

有富有窮，窮人是窮人黨，富人是富人黨，這是不受控制的“自發秩序”。19世紀，黨都是階級政黨，是按照富有程度劃分政黨的。多黨政治是代議制民主，選出來立法、決策；而代議制民主的結果是寡頭政治，少數人享有。

我研究民主理論十來年，反思了很多；而西方學者對自己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的反思，更深刻、更多。

2014年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兩個教授研究了1981年-2011年30年間美國的1881個政策案例，看哪些案子最后成為法律，哪些沒有。結果發現，富人集團提出來的訴求基本變成法律、政策，而窮人等弱勢群體提出來的變成法律的，不及富人的三分之一。最終結論就是，美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寡頭國家，充其量是寡頭民主。

講到這個地方，可能有人跟我辯論，你說體制有問題，但它們很不錯，比如空氣好、人富有。我們很多時候需要更多閱讀來了解歷史。西方人喜歡把這些東西歸結為好體制、好制度，這是結果。但是富有是怎么來的？我的總結是“兩進一出”：

“一進”是戰爭直接掠奪。1895年《馬關條約》賠償2.3億兩白銀，有了這個錢，1905年日本就在東北發動日俄戰爭，和俄國決一雌雄。戰爭掠奪對西方國家而言是很常見的。

另外“一進”是全世界購買他們的工業制造品。1840年，東西方的工業生產總值差不多一半對一半；到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制造品占到90%，全世界都要向它納貢，消費它的東西，財富由此滾滾而來，結果就是他們有錢搞福利政治，建立福利國家。

至于“一出”，因為工業化是消滅農民，新的階層興起。怎么解決這一矛盾呢？簡單說就是兩個字：走人。我到愛丁堡，看到有資料顯示，1800年-2000年，愛丁堡本地人口數量逐漸降至20%以下，大批蘇格蘭人都到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去了。另外一個數字，是1900年-1930年，意大利總共5000萬人，其中600萬人選擇出走。但這沒有解決國內矛盾，最后產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權誕生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還給墨索里尼發電報：“祝賀你，避免了一場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的產生。”

所以，“自發秩序”第一步是實行市場經濟，第二步必然會產生社會分化，如貧富不均、地域問題、城鄉問題等，第三步是“馬云”他們想搞黨，叫“馬云黨”。真馬云大概不敢想，因為馬云同志是共產黨員。

第二條道路是“民本秩序”，即市場經濟—社會分化—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以人民為中心的道路。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先有了政策方向后才發展市場經濟。這必然也會導致社會分化、貧富不均、東西問題、南北問題以及城鄉問題等。但這種秩序的第三步是黨的領導，其領導體制就是民主集中制，而最后的結果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將“自發秩序”和“民本秩序”兩條道路做一個現實的、有可比性的比較。

我有兩組數據：“1：9”和“1：150”，“1：9”是“1：150”下的概念。

150是二戰以后新興的國家有150個（左右）。因為聯合國成立的時候，會員國是54個，到現在達200個左右。就國家意義來講，150個肯定是大數據，而這個大數據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就是走美國式道路——而走向發達的，一個都沒有。

其實二戰以后走向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也很少，如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這些，大多數在儒家文化圈。聯合國經常宣講博茨瓦納是發展中國家的榜樣。我以前沒聽說過，一查，博茨瓦納是“非洲之星”，單一民族，人口225萬，人均收入7600美元左右，但艾滋病感染率是25%。聯合國、世行把這樣國家當樣板。

博茨瓦納（資料圖/視覺中國）

而“1：9”……10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亞洲6個（中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非洲2個（埃塞爾比亞、尼日利亞），南美2個（巴西、墨西哥）。這10個國家是1：9，我們是民主集中制，另外9個是“自發秩序”。基于不同的發展歷史與差別較大的發展規模，中國和印度在國家治理意義上還具有可比性，和其他國家的可比性不是很強。因此，我們常把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

有一次外交部駐印度大使到我們學院做報告，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很了解印度。代表團到孟買——孟買在印度的地位相當于上海在中國，印度人問代表團，“你們上海比孟買落后多少年？”我們代表團一聽，傻了，怎么會問這樣的問題？！但還是回答：“落后很多年，等你們指導”。半年以后印度代表團回訪到上海，代表團團長掐自己的腿：“醒醒，這不是紐約，這是上海！”

還有一次，我的學生陪同前國家領導人訪問印度，從機場到國賓館，一路兩邊錦旗招展，上面有字。翻譯說，上面寫的是“我們趕快發展，否則中國就趕上我們了。”

其實中印在一些領域也不具備可比性。如印度孟買、德里改造貧民窟，因涉及侵犯產權等社會問題，他們改造貧民窟的速度得1500年。還有個說法，“印度人不急，內急也不急”。而莫迪一上任就是“干凈的印度”——原來不是不急，是隨地大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