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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孩找了男朋友帶回去見媽媽，媽媽會告訴小伙子好好聽領導的話，好好工作，這是上一輩對下一輩的希望；但是在印度，準丈母娘首先看你這個職位能不能搞腐敗，這是選女婿的一個標準。這就是文化上的根爛了。

菲律賓也是這樣的。在中國叫“豆腐渣工程”，菲律賓叫“影子工程”。國家預算出來了，國會和政府部門、利益集團三家參與，利益集團說服某個地區的建筑商虛擬一個計劃，經國會、政府批準，錢下來以后三家分了，沒有工程。

我們在生活中聽到太多，一有問題就是體制問題，而體制問題有一個理想的坐標，就是美國。然而，很多實行美國體制的國家腐敗不少。政治權力是結果，經濟增長6.5%還是7%，對一個國家沒有根本影響；而政治亂了，頃刻間這個國家中人們賴以生存的結構就沒了。中國晚清的戊戌變法和蘇聯改革均認為所有原因是政策原因，從政策下手，結果國家政權很快被搞掉了。

美國的歷史更有意思了。立國至今200多年，從農業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奴隸制）到工業革命，后來進入工業資本主義，20世紀中期后又搞起金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美國憲法和政治體制沒有變革，想變也變不了——美國開國之父們規定，如果要修憲，第一個條件是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么多公約數？要獲得70%的支持率修憲，這很困難。

我們就要問了：美國經濟體制變化那么大，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沒改，也改不動。

因為改不動，所以槍支泛濫。這些東西都寫在憲法中的，沒法修憲，槍支泛濫就沒法遏制。有民意調查顯示，80%~95%的民眾強烈要求禁槍、控槍，但如此絕對多數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顯得非常軟弱，毫無力量。國際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萬人，但在美國，每年死傷于槍擊的能達3萬人左右。有時候真的要問問，誰是恐怖主義國家。

資料圖：視覺中國

美國歷史告訴我們，政治與經濟關系不是我們想的那么簡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時候認為，從1974年第三撥民主化開始，70多個國家都倒了，而中國倒下是早晚的事兒。但是，中國不但沒倒，還越來越強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韌性”威權主義的概念，認為中國這一威權主義體制的彈性空間很大。

從歷史到現實，所謂的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的說法，可能要重新認識。因為中國社會科學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開40周年為什么能走得不錯

中國改革開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還不錯，邏輯在哪？中國的政治變遷，總結下來有八個字：“堅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么堅持方向？看《鄧小平文選》，1978年12月份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馬上進入理論務虛，從1979年1月份開到3月份，還要繼續往下開，中宣部和社科院聯合舉辦。中宣部覺得這個會不能無限制開下去，需要一個總結，找人講話，找誰誰都不講，最后沒辦法找了鄧小平。

問鄧小平講不講，沒想到鄧小平答應得很爽快。他來講，就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定了調子，我們要改革。他還強調，社會主義改革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況下，要守住共產黨領導權問題，這個東西沒了，一切都沒了。這就是“堅持方向”。

比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論上很容易，敵人、目標非常清晰，組織動員、反對敵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動自己的奶酪。明治維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們看來也走上邪路。我們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鄧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爾巴喬夫改革，首先動了基本盤，兩年之內把共產黨斗得稀里嘩啦。1987年至1991年，知識分子、工人階級都在風起云涌地反對蘇聯共產黨。蘇聯礦工幾十萬人動不動罷工，而蘇聯知識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鋒。結果，蘇共沒了。這些知識分子到中國人民大學來要喝二鍋頭，因為在蘇聯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難喝。這是知識分子的遭遇，更別說蘇聯工人的遭遇。

蘇聯垮臺以后兩次私有化，一次在1991年，一次在1995年。我拿中石油、中石化做假設。假設中國銀行、中石油、中石化國有化，每個人給的股權是理論上的，跟實際所有毫無關系。但是怎么私有化呢？股權可以轉讓。這些公司的老板故意不發工資，讓擁有股權證的工人們迫不得已轉讓自己的股權，最后財富聚集到紅色資本家手中。我拿中石油、中石化舉例子假設，大家容易感同身受。

因此，不要聽經濟學家說得很美，說去國有化跟老百姓一點關系都沒有，蘇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這就是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個量級的。

說鄧小平偉大，結果現在大家都按照鄧小平比，比如說莫迪是“印度鄧小平”。考慮到印度的體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組織成千上萬，莫迪想建廠、開山，各種公益組織讓他沒法做。最后莫迪一氣之下關閉了9000多個NGO的賬戶，讓他們沒法運行，否則改革沒法弄。即使這樣，日本和我們在印度爭高速鐵路開發權，結果日本贏了，但是兩年下來征地還不到兩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鄧小平”呢？

莫迪與安倍晉三會晤（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