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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在1923年，凱恩斯就在《貨幣改革論》一書中寫下了這么一段針鋒相對的話：

“但長期是對當前事務的一種誤導。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在暴風雨的季節里，經濟學家如果只是告訴我們，當暴雨過去海面會恢復平靜，那么他們將自己的任務也設定得太容易、太無用了。”【11】

在這里，凱恩斯所講的“長期”（long run），代表著篤信市場的經濟學家（如斯密、李嘉圖、哈耶克）對經濟運行的一種理想化的假設——即經濟會在市場自發的作用下，在長期回歸到最有效的狀態。而在市場回歸有效之前的“短期”（short run）——不管其中包含多少顛簸和苦難——是我們不能干預，必須要耐心等待的過程。

但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這種市場自發回復有效狀態的假設都已被證偽。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發源的西方發達國家中，也很少有人完全相信市場的有效。當前經濟學家普遍的看法是：市場可能在相當長時間里偏離有效狀態；而在市場偏離有效狀態之時，宏觀政策需要有所作為——經濟需求不足的時候，要做政策刺激；需求過剩時，要做政策調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部分人認為凱恩斯是對的，我們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市場偏離有效狀態的“短期”，必須要有所作為，而不能以理想化的“長期”作為行動的指南。

在我國，哈耶克所設想的那種理想化的“長期”既非現實，也非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追求方向。我國市場運行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理想假設的那種有效狀態。這固然是因為我國仍然存在妨礙市場運行的體制性機制性約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市場力量的發揮。但更重要的則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中國特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而“中國特色有效市場”與西方經濟學理想化假設的那種有效市場有根本差異。【12】

當我們稱道我國政府有“集中力量辦大事”之優勢時，必須要看到這種優勢建立在政府對市場的較強引導力之上，以及與這種“政府引導力”相伴隨的市場對政府的依賴。如果市場已經如西方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達自足地到了最優，任何對市場的干預都只能帶來對最優的偏離，那“有為政府”根本無從談起。哈耶克所設想的有效市場，絕非我國的現實，更不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要追求的目標。

自然地，用繼承于哈耶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之思想，將刺激政策比作“毒酒”而加以反對，既與我國經濟現實不符，更不符合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導向。在我國宏觀經濟實踐中，刺激政策既不僅是對市場無效乃至市場失靈的抵補，而且還是中國特色有效市場的組成部分，理應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不應被“飲鴆止渴”這樣似是而非的說法束縛住手腳。

7. 需求不足時該刺激就刺激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刺激政策的是非評價應該放到特定的宏觀環境中來進行。同樣的刺激政策，在不同宏觀環境中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該不該做政策刺激，需要視宏觀經濟環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論——該刺激的時候不刺激，與不該刺激的時候刺激，都是不對的。

刺激政策的持續性也要視宏觀環境而定。刺激政策的真正約束在宏觀經濟的供給能力。只要供給能力約束沒有收緊（經濟需求不足、供給能力富余），則刺激政策既能持續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果，也能持續獲取必要資源來加以推行，持續性沒有問題。因此，刺激政策應以反映供給約束是否收緊的通脹和國際收支為目標，在通脹低于目標值，國際收支順差的時候刺激需求，而在通脹高于目標值，國際收支逆差時退出。

在考慮是否需要采取刺激政策時，一定要從經濟的實際狀況出發，而不能被“飲鴆止渴”這樣似是而非的說法所干擾。用脫離現實的大而化之的語言來討論刺激政策，一味地說刺激政策好或是不好，都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事實上，擴張性的刺激政策也好，緊縮性的調控政策也罷，都只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技術性手段而已，分別有其適用和不適用的經濟環境。不能武斷地將某些手段打入另冊、束之高閣，更不能將這些技術性的、需視情況而靈活使用的手段，與我國長期要堅持的大政方針掛鉤或對立起來。否則會畫地為牢，自我設限，人為加大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難度。

2014年9月，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市場對降息的預期很高。當時，有一種反對降息的聲音，將市場對降息的預期看成是對改革的不信任。2014年9月17日，人民網發表了《人民財評：降息不是改革的對立面》一文【13】，駁斥了將降息這樣的技術性決策，與改革這樣的大政方針對立起來的錯誤看法。

這篇文章中說：“市場期待降息和是否信任改革沒有必然關系。中國經濟‘新常態’本身就是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的。在不同階段采取靈活的貨幣政策是普遍共識，是否降息、降準都應該取決于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未來，在不改變貨幣政策大方向的同時，定向降息或者定向降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這篇文章還說：“對經濟政策解讀不要政治化，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政策就應當適時適度調整……降息升息是相機抉擇的政策選擇，不要‘上綱上線’。‘上綱上線’會綁架政策選擇，失去時間窗口會后悔莫及。”

十年過去了，人民網這篇評論的觀點仍然成立。我國建設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是確定無疑的。而刺激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工具之一，與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沒有矛盾。所需的只是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適度地動用這一工具。在當前我國經濟需求收縮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刺激政策該用就得用。

注釋：

【1】克魯格曼，2014年，《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11/04/content_18865959.htm。

【2】事實上，即使經濟處在產能充分利用的狀態，財政刺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令總需求擴張。因為滿負荷工作的工人還可以加班加點生產更多產出。但這時必然需要給工人付出更高的工資，持續推升通脹，令經濟處在通脹失控的路徑上。在正文的分析中，我們忽略了這種短期效應，因為考慮了這種效應也不會改變正文中的結論，即需求過剩的宏觀環境中，財政刺激弊大于利。

【3】徐高，2023年8月29日，《內需不足是個收入分配問題》，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40026134790339。

【4】凱恩斯，1936年，《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https://weread.qq.com/web/bookDetail/d6632d705cf769d6646fc55。

【5】美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可以用其本幣（美元）來借外債。所以美國是唯一的可以長時間大規模有貿易逆差而不爆發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因為它總是可以通過印鈔票來償還外債。2000年至2023年的24年間，美國累計的經常賬戶逆差達到了驚人的13萬億美元。這是美元給美國帶來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但這種特權并不會被美國之外的國家享受。

【6】徐高，2021年9月15日，《貨幣超發的謬論可以休矣》，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81781054931735。

【7】現代法幣體系下，名義貨幣雖然可以由央行和商業銀行無中生有地憑空創造，名義貨幣的真實購買力卻由實體經濟賦予。分析貨幣金融現象時，必須要穿透貨幣的面紗，看到貨幣背后的實體經濟運行。但是，將貨幣金融與實體經濟之聯系闡述清楚的任務，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范圍，此處只能從略。未來筆者將撰寫專文來分析這個重要問題。    

【8】徐高，2023年6月28日，《需要全面糾偏對我國債務的認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17557374353431&mark_id=999_reallog_mark_ad%3A999%7CWeiboADNatural。

【9】徐高，2024年3月28日，《中國經濟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016912579919919。

【10】哈耶克，1935年，《價格與生產（第二版）》，第3講，9-10節，https://delong.typepad.com/files/prices-and-production.pdf。

【11】凱恩斯，1923年，《貨幣改革論》，第三章，第一節，第80頁，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65278/65278-h/65278-h.htm。

【12】在2020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中，黨中央明確要求“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13】人民網，2014年9月17日，《人民財評：降息不是改革的對立面》，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917/c1004-25679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