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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領導力量的強制度自控力更多是對內的，在涉及外交、軍事、移民等對外事務和關系中，各方的制衡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其自我控制力相比之下要小很多。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看到美國在二戰后在世界上可以長期指手畫腳，肆無忌憚地充當世界警察，追求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第二，與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政黨體制下的法治建設，仍然處在發展過程中。

從歷史上來看，黨的領導作用，之前不管是以黨代政，黨政分開，還是黨政分工，這里的“政”其實都包括了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具體執行權力，因此其實都有黨直接從事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意思。所以，中國的政黨體制在以前確實一直都有黨政不分的困擾。

黨的十九大重新確認了黨的領導原則，按照有些學者的說法是確立了“以黨領政”的方式，實際上就是黨保留了決策的權力，把執行的權力下放給各個部門。具體來說就是把黨作為領導者，只行使決策和決定的權力，而把具體的執行工作，包括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工作則由各個部門來分工合作。這樣，黨作為領導者的地位法理化、制度化和規范化之后，不僅有利于理順黨政關系，同時也是對自己領導力的一種自我約束和控制。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政黨體制的例外論（Exceptionalism），是因為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實行“三院制”的國家。在中國的體制架構下，黨是領導者，所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各級黨代會、黨委實質上構成的是“領導院”，對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都有領導權。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作為中國的權力機構，是中國的“人民院”，具體決定國家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也要向人大匯報，是全體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全國政協和各級政協是中國的資政機構，是中國的“資政院”，負責為黨和人大提供意見和建議。

因此，在中國“三院制”的體制架構中，人大作為擁有中國最高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和監督權的機構，政協作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機構，本身在體制上就對黨的領導有監督和約束作用。當然，我們如何在中國的體制架構之下，通過黨的領導和法治建設來更好地實現以法治權，無疑仍然任重道遠。

第三，中國現行制度的發展，使得我們對領導權力的自控力在不斷加強。

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作為中國的監督機關，本來就負責對黨的領導進行監督。從新設的國家監察委來說，其是獨立的，并且和國務院、法院、檢察院平行，由全國人大產生并對全國人大負責。這也意味著，監察委對全國的所有黨政人員，都有監督和監察的權力。

這些都可以說明，現行的制度架構設計都在強化人民監督的力量，避免權力產生的腐化和腐敗；也可以說明中國社會整體上對領導權力的自控力正在變強。

事實上，從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腐敗現象在社會發生轉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最容易盛行。按照亨廷頓的觀點，在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國家的政黨（執政力量）越弱小、越不被社會所承認，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所謂“黨派組織的弱點就是腐化的機會”。只有執政力量（包括政治組織）發展了，才能超越個人、家庭、集團或宗族等社會小圈子的利益，減少腐化的機會。

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經有非常普遍的腐敗現象，執政主體通過強化法治、清肅管理隊伍、維護政治穩定、完善公眾監督等具體措施，嚴懲腐敗，就成功地走出了腐敗高發期。

當然，對中國來說，如何更好地落實人民對黨和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長期課題。監督不到位，無疑會使腐敗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對領導力量的約束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幸運的是，隨著技術的發展，當下人民監督的渠道已經越來越多，成本越來越低，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有時候，一張照片、一段錄音或視頻、一條短信等等就能夠舉報和揭露某個問題，啟動國家權力機關對此的調查和問責程序。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在制度上切實落實人民的監督，就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三、小結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李普曼就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話題，就是西方國家和亞洲人民要如何找到可容忍的共存基礎。”（The central drama of our age is how the Western nations and the Asian peoples are to find a tolerable basis of co-existence.）

西方人的解決思路之一是要找到東西方的普世價值。按照亨廷頓的說法，“強大的社會是普世性的，落后的社會才各有各的問題（Powerful societies are universalistic, weak societies are particularistic）。”

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日本、亞洲四小龍、甚至包括泰國、馬來西亞等都一時成績驕人、光芒四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很多政治家和學者也曾經暢談亞洲價值觀。在他們看來，基于儒家傳統的重視集體主義（但也認可個人發展），尊重領導權威，勤奮和有紀律，家庭觀念強，強調和諧一致而不是對抗沖突等等，正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可以迅速經濟崛起的共同原因。1996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甚至曾對當時的歐洲領導人說過：“歐洲價值只是歐洲價值，亞洲價值才是普世價值。”

但是這里的問題在于，西方（歐洲、美國）過去在推廣其所謂普世價值的時候，是建立在其更有能力“有組織使用暴力”的血腥征服史基礎上的，廣大受到創傷的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來說，本來對這些西方價值觀就很難有多少認同和信任。從這個角度來說，東方（亞洲）注定不可能走同樣的道路去推廣東方的“普世價值”。

而且，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只要推廣各自主張的普世價值，就必定會要黨同伐異，試圖通過夸大自身價值體系與價值觀的普適性，來損害甚至消解建立在與他們不一樣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基礎上的其他國家和文明的社會制度。最后，為了實現各自的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甚至就會走入“文明沖突”的陷阱。

所以，如果我們要走出“文明沖突”的陷阱，我們首先就要放棄任何建立和推廣任何普世文明的想法。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有權利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來建立自己特色的文明。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多元文明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主張“文明發展論”，就是支持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應當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從價值觀實踐、生產力、民族文化和國家治理等四個方向發力，擴大各自國家的“意識形態”、“財富創造”、“民族國家”和“賢明體制”的文明發展基礎。與此同時，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應當把各自的“領導力量”導入正軌，來提高各自的價值觀實踐、生產力、民族文化和國家治理水平，從而實現各自文明總量的提升。在此之上，我們可以“逐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從相互封閉到開放包容，從猜忌隔閡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認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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