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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主義法治中黨的領導理念——實事求是

李世默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黨所維護的，是傳承儒家精神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主義；而西方自由主義制度維護的，是自啟蒙運動后演變形成的自由主義道德信念?！?

這里所謂“傳承儒家精神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主義”，筆者認為可以理解成黨的領導理念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一種說法。具體而言，就是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法治作為基本方式，可以與以德治國和社會主義道德、與黨內法規(guī)和黨的規(guī)矩等共同構成黨和國家的治理體系。

其實不管是強調“傳承儒家精神”、還是“以德治國”，都是隨著改革開放開始強調自由價值后，當時的法律和制度無法很好因應社會道德和法治信心滑坡的一種補救方法。其核心思想，還是共產黨一貫以來的領導理念——實事求是。事實上，實事求是的理念一直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指導理念。

（一）如何實事求是地“懲惡”

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管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建設和諧社會，還是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其背景都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帶來的沖擊。

就法治建設而言，筆者以為，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社會道德和法治信心滑坡現(xiàn)象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在當時引入的西方資本主義法治方式、方法的時候，只選擇適用了其中所謂自由主義的“文明”、“先進”的程序正義部分，忽視了西方法治本身嚴刑峻法的部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土不服和橘逾淮為枳。

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qū)的法治，哪怕在太平盛世，也完全可以使用“重典”。這和中國亂邦才用重典的思想不完全一致。

舉例來說，美國的聯(lián)邦《暴力犯罪控制與執(zhí)法條例》，俗稱“三振出局法”，其基本原則是對已經犯二次重大犯罪之重犯，哪怕之后犯的是輕罪，就可能招致“極刑”。如2003年美國最高法院在Lockyer v．Andrade一案中，被告安德拉德（Leandro Andrade）曾經犯下幾次重罪，盡管他最后一次被抓住的時候僅僅是從超市中盜竊了價值68美元（約480元人民幣）的錄像帶，但是最高法院支持三振出局法，因此他還是被判處了兩個25年徒刑并外加一個終身監(jiān)禁。

類似的，譬如涂鴉在新加坡屬于破壞公物的行為，涂鴉的人會面臨最高3年監(jiān)禁和最高2000新加坡元（約1萬人民幣）罰款，同時可能受3到8下鞭刑。中國香港地區(qū)在公共場合抽煙，處罰最高5000港幣（約4500元人民幣）；殘害動物，可被罰款20萬港幣（約18萬人民幣）及監(jiān)禁3年；任何人士如被裁定棄養(yǎng)寵物（如遺棄寵物貓），最高可被罰款10000港元（約9000元人民幣）及監(jiān)禁6個月。

再比如，中國沒有襲警罪，而在歐美國家中，不僅有襲警罪，而且襲警會有嚴重后果。在美國，警察執(zhí)行公務時，任何與警察身體上的接觸都被視為違法。同時，只要警察第一反應判斷有人要襲警、危險一觸即發(fā)，警察就可以毫不遲疑地使用槍械。

由于嚴刑峻法和程序正義是西方法治的一體兩面，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法治之所以需要特別強調程序正義、引入對抗制度的原因，就是因為法律一旦通過，法律懲罰和執(zhí)行的力度就會非常嚴厲。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法治下，我們看到老百姓大多遵規(guī)循矩，有良好的法治習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社會有嚴格的法律和規(guī)則，而且對違反法律和規(guī)則的行為，有嚴厲的懲罰和執(zhí)行。

因此，如果我們只看到并選擇性采用西方某些程序正義的“文明”、“先進”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或故意忽視程序正義背后所對抗的嚴刑峻法和嚴厲執(zhí)行，就很可能會造成新的不公平?，F(xiàn)在，很多人認為國內的法律沒有什么用處，甚至認為社會輿論的壓力或者道德譴責的效果，要比司法介入的還更好。網絡上有很多所謂“支持當事人運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益，不要輿論譴責”，或“支持打官司，反對道德綁架”的觀點，有時其實就是在諷刺司法不力的現(xiàn)狀。

在現(xiàn)實中，本來老百姓們看到老賴住大房子開著豪車，但一查都是父母名下財產，法院也無法執(zhí)行；對正當防衛(wèi)認定極嚴，很難對壞人行使無限防衛(wèi)權而不被判刑；在爭議案件中，好人老老實實，壞人卻通過提供虛假證據(jù)、隱瞞事實等不法手段贏得官司等等；凡此種種，就已經很難不讓人產生法律會保護聰明的壞人，讓他們能夠隨心所欲、逍遙法外的不好聯(lián)想。

在此之上，進一步強調壞人也有人權，不允許侵犯壞人的合法權利，疑罪從無，證據(jù)優(yōu)先，法律確定的事實就是事實等等程序正義的基本原理，在很多人看來，無疑更助長了壞人“魔高一尺”的手段，也讓社會上越來越多的普通老百姓有了“法律怎么越來越保護壞人”，“老實人守規(guī)矩會吃虧”的感慨。

事實上，近年來媒體披露出來的個別事件很多已經不是壞人惡意違法，而是普通老百姓無視法律和規(guī)則，從而造成巨大損失或慘劇。譬如，有人攔著高鐵不讓發(fā)車；有人在放養(yǎng)野生動物的園區(qū)無視警告而下車，造成人員傷亡；有人要求司機違規(guī)停車，司機拒絕后就吵鬧，甚至對司機大打出手，造成13人遇難2人失聯(lián)的“10·28重慶公交墜江事故”。

雖然許多人認為這些不過只是某些人“巨嬰”造成的個別現(xiàn)象，但是除了一些“巨嬰”造成的惡性典型事件外，社會上還有很多無視法律和規(guī)則的現(xiàn)象，透過現(xiàn)象看到本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情況其實反映的是當整個社會缺乏一個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時，大眾對于法律和規(guī)則的漠視而造成的必然結果。尤其是當法律和規(guī)則不能給違反者及時和有效的懲罰，就必然會讓更多人漠視法律和規(guī)則。

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tǒng)上比較自由散漫的社會，建立好規(guī)則意識和法治精神，可能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里的關鍵不是要讓好人守法，而是要讓壞人違法的成本提高，讓壞人不敢違法，而且違法也能被及時發(fā)現(xiàn)和處理。

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正在建設的全社會的社會信用體系，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除此之外，在壞人“魔高一尺”的時候，也需要有好的措施來讓好人能夠“道高一丈”。社會主義法治需要實事求是地引入和建立更多完善的制度來鼓勵監(jiān)督和懲罰惡行，包括完善公眾的知情權，完善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強化對作偽證、假證的懲罰力度等等，這樣才能真正地讓守法者/好人走遍天下，讓違法者/壞人寸步難行。

（二）如何實事求是地“揚善”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筆者以為，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社會道德和法治信心滑坡現(xiàn)象，除了一部分是“懲惡”方面的原因，還有一部分則是“揚善”不足的問題。

以正當防衛(wèi)為例，“鄧玉嬌案”、“4·14聊城于歡辱母案”、“8·27昆山反殺案”這一系列案例，之所以能夠在整個社會引起廣泛的討論，核心就是社會普遍認為這些案例當中體現(xiàn)出來的“善”需要得到重視。特別是“辱母案”中，當按照字面法律依據(jù)做出判決的一審結果，和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平正義相抵觸的時候，幾乎整個社會發(fā)出一致而明確的反對聲。像這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當中，黨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者，是否需要通過各級政法委員會，為實質正義額外提供一道防線，則是一個非常切實的問題。

有人認為，黨的這種干預，會影響司法的相對獨立，有違法治精神。但是，這類案件的共通特點是，當司法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很有可能會按照實然法，做出對案件中代表善的一方的當事人非常不利結果的時候；在此情況下，黨作為社會主義應然法的解釋者，通過相應級別的政法委員會，基于法的公平正義來為參與案件的各方當事人主持公道，恰恰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需要。

除此之外，黨的政法委員會對一些具有較大影響的復雜案件的介入，還有原因是司法系統(tǒng)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雖然中國不是普通法系國家，法官不能造法。但是法律畢竟自己無法張口說話，法律的解釋和執(zhí)行，還是需要通過依靠法官；法官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能力不同，就完全可以對同一條法律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釋。

南京彭宇案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案件的情況非常簡單，老人徐壽蘭在南京市一公交站臺被撞倒摔成了骨折，徐壽蘭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彭宇，彭宇則予以否認。案件當中的關鍵證據(jù)之一是派出所當時對案件調查的筆錄。在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錄制的節(jié)目《甲方乙方》上，在彭宇向派出所所長索要筆錄時，該所長稱當時筆錄丟失，但留有當時用手機拍攝的筆錄照片。彭宇則當場揭穿這份存在派出所所長手機上的照片實際上是徐壽蘭當警察的兒子潘輝提供的。潘輝后來對《南方周末》的記者也不避諱這一事實：“筆錄照片是我拍的，我做警察的，取證意識較強?！?

然而，該案的主審法官在沒有使用可以證明彭宇撞人的其他高度蓋然性證據(jù)的前提下，要求彭宇承擔部分責任，并直接用常理判案：“如果被告時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時做好事，根據(jù)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后，其完全可以在嚴明事情經過并讓原告的家人講原告送到醫(yī)院，然后自行離開，但被告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由于這一判決引用的“常理”完全不符合社會的認識、也顯然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fā)公眾的廣泛批評。社會大眾普遍不能認同這一判決的結果。在事后，雖然相關人員（主審法官、徐壽蘭當警察的兒子）都被給予了停職、調離和警告的處分，但是社會負面影響已經造成。

事實上，彭宇曾經在庭審中自述與人相撞卻說不清與何人相撞，結合站臺當時的擁擠程度和具體情況，完全可能發(fā)生相互作用直接或間接導致徐壽蘭摔倒。包括最高法院的部分法官等專家學者，都據(jù)此認為彭宇可能是造成老人徐壽蘭摔倒的原因。畢竟在民事案件中，法律事實本來就不需要百分之百確定無疑，只要有高度蓋然性證據(jù)即可。類似高空墜物的案件，一定樓層以上的居民，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沒有責任的，作為可能造成損害的人，都要對民事?lián)p害結果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然而，在彭宇案中，徐壽蘭當警察的兒子潘輝提供瑕疵證據(jù)在先，主審法官罔顧法律事實（即法律可以確定的事實，不一定需要完全和客觀事實一致）用所謂“常理”判案在后，一錯再錯，導致社會公眾對此失去信心，甚至認為彭宇案的“判決結果讓國人的道德觀倒退了50年”。

這類案件之所以能夠造成如此重大的負面效應，一方面反映了公眾對社會道德缺失、誠信危機的擔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對司法部門在辦案操作環(huán)節(jié)失誤后，能否自行糾正尚有疑慮。這也就是為什么，黨的政法委員會作為相對第三方，能夠及早介入這些具有較大影響的復雜案件，顯然是非但必要而且必需的。

從某種意義來說，黨的各級政法委員會，與普通法國家中的“衡平法院”可以起到類似的作用。“衡平法”案件往往就是針對特殊人的（Equity acts in personam），而且求助于衡平法幫助的人通常本身比較清白無辜（He who seeks equity must do equity）。當一般的法律無法解決相關的問題、抑或司法系統(tǒng)本身處理案件的時候可能會有不公平的時候，黨的各級政法委員會完全可以像衡平法院那樣，直接基于“正義、良心與公正”為基本原則，介入案件的審理，來實現(xiàn)社會正義。

在過去的時候，應當說中國也確實有發(fā)生各級黨委粗暴干預司法的情況；有些人假借維護正義的名義，濫用權力，使相關的政法委員會淪為利益集團與腐敗分子操縱司法的棋子。因此，黨通過政法委員會對案件的領導一定要程序化、制度化、公開化，并且必須要限于特殊的案件范圍（如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案件等等），從而實現(xiàn)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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