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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鳴江】

三、黨的領導和責任

我國《憲法》第一條中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如果說權利本位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正當的程序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具體方法，那么黨的領導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

（1）中國共產黨取得領導地位符合法治的程序正義，也符合法治的實體正義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僅在程序上是憲法法定、符合程序正義，而且同時也是建立在法治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實體正義的基礎上。

共產黨取得領導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僅僅從法治的角度分析，則我們可以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中國晚清政府一再和西方強權簽定了上千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直接把中國推向半殖民地社會的深淵。然而，辛亥革命和其后國民革命之后的中國政府，卻都基本繼承和履行了這些不平等條約。

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些不平等條約多數都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簽訂的，條約內容都是顯失公平、而且違反正義的約定，所以法律效力可以算是自始無效的。然而，當時代表中國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卻軟弱無能，無視甚至鎮壓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為了換取外國政府對其的外交認可，這些政府一再接受這些喪失主權的不平等條約，這也使當時中國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嚴重問題。以外國政府的租界為例，帝國列強在中國的部分租界，居然還是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由侵華的日本政府在名義上首先歸還給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中國政府的無能，由此可見一斑。

對比之下，新中國政府在1949年成立之后，雖然國家是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亟需來自外部的支持。但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卻明確主張先打掃衛生再請客，堅決不承認以前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采取措施取消租界和收回外國公產，并全面取消各種外國政府和外國人特權。雖然這一做法的必然結果之一是，新中國政府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后才得到一些國家的外交承認，但是這也說明，共產黨領導新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于中國人民，共產黨政府沒有為換取外國政府的外交認可而犧牲國家主權，從而真正維護了法治的公平正義。

其次，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一次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真正為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和公正的革命，相比前兩次的革命（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對外不斷與帝國主義妥協、對內不斷與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妥協，只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徹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

按照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鴉片戰爭以來，因為當時極少的人能看到全局之高低縱深，大多數人只能隨著內外壓力，一步逼一步，最終才逐漸覺悟到大規模變化之無可避免。“中國既已在20世紀幾乎亙全世紀盡瘁于革命……（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規模之大，行動之徹底，亦超過隋唐之均田，其目的不在短時間的平等，而在給新體制一個合理的出發點。”

當然，共產黨領導的為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和公正的革命，不只是土地革命。畢竟一切進步和發展都必須從思想觀念的發展開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是一場思想的革命。

正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意識到長期以來受外國和外來勢力的支配、受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剝削，是有悖于自由、平等和公正的，違反事物常規的，也是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事實上，在資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革命中，共產黨也曾經一直爭取和嘗試各種參與政權的民主方式。從很多歷史資料文獻來看，為了爭取民主和自由，共產黨也曾反復表達過在資產階級當權的國家，通過無產階級參政來真正實現憲政民主的想法。但是，隨著內外壓力，一步逼一步，加之當時執政者一再出爾反爾，更多數人也很快意識到，即使人們竭盡智慧，要不談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保證國家的茍安、與當時的政府和統治階級達成妥協和解，是辦不到的荒謬空想。

所以，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為人民真正爭取到自由、平等和公正，這也是為什么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符合法治的根本原因。

最后，從革命和戰爭的正當性角度來說，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疑屬于正義的一方。

國共內戰的起源，是當國共聯合的國民革命快要取得成功的時候，1927年蔣介石開始的“清黨”在先，汪精衛開始的“分共”在后，最后寧漢合流的一系列的叛變革命的行動。國民黨封閉了工會、農會和所有革命團體；在“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大規模地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隨后在國共兩黨各自建立政權之后，國共內戰也都是國民黨軍隊率先挑起，共產黨軍隊被迫進行自衛。國民黨軍隊先后動用優勢兵力對共產黨的根據地實行五次“圍剿”，迫使共產黨軍隊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解放戰爭之前，國共重慶談判及在1945年10月10日達成的《雙十協定》，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希望和曙光。但是，也是由于國民黨統治集團違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休養生息、建立聯合政府的意愿，悍然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毀《雙十協定》，重啟了國內戰爭。

重慶談判

雖然歷史可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用不同的觀點和角度來解釋，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公道也自在人心。雖然在解放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大陸各自治理的能力和成績，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國民黨為一己私利，一而再、再而三，率先通過屠殺、挑起戰爭等手段叛變革命，妄圖從人民手里攫取革命勝利果實的做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和納粹德國悍然挑起的侵略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挑起的太平洋戰爭等等，只是量級的不同而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顯然是有違公正，也是違反法治精神之舉。

（2）社會主義法治中黨的領導和責任

社會主義的法治，其主要特征就是黨的領導和責任貫穿在法治環境始終；具體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社會主義法治首先需要黨的領導，這是因為黨中央的領導政策一直既是實然法的一部分，也是社會主義實然法和應然法之間的橋梁。

有些學者認為，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只有《憲法》和《婚姻法》，因此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法治，這類觀點其實是有爭議性的。因為，無論是從公開清晰性、可預測性、穩定性等表面性，還是從以國家強制執行力為后盾來看，黨的領導政策從建國以來迄今一直都具有法的所有特征。

這里的主要問題是，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當時建立社會主義法治的重點，或者說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公正的理解，是亟需解決當時社會的各種不平等現象。因此，黨在建國初期的一系列政策，從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到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地位等等，始終是把實現平等的價值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大量曾經處于受壓迫地位的勞動力在獲得解放后，積極建設新中國；但另一方面，一些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自由的價值觀、挫傷了部分勞動者的積極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提出事實求是的發展路線作為新的方向，則是對當時過度強調平等原則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政策的一種反思。隨后黨中央的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措施，則是通過把自由的價值觀重新放回到了應有的位置，完成了對社會主義公正價值觀的方向性糾正。我們重新認識到自由價值觀是社會進步、財富創造的源泉之一。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模式是釋放創造性想法和實現進步的重要方式。因為一個富強和文明的社會，必定是自由的社會。

從黨中央當前的各項領導政策來看，就既有發揮勞動者和企業的主觀能動性，鼓勵自由創造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主張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自由價值觀；也有中國式“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傳統智慧，要求先富帶動后富的平等思想，這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的應然法重新進行了定義。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法治需要黨中央一直應時應地制宜，通過正當的程序，提出恰當的判斷和解決方案，維護法治的自由、平等和公正。黨中央的領導政策一直作為社會主義實然法的一部分，作為指導性思想，連接社會主義的應然法，決定我國法治建設的方向。這也可以說明，社會主義法治自始至終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離開了黨的領導這個根本前提，就無法保證法治建設保持正確方向。離開了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就會流于空談，離開了黨的領導，法治就失去了“中國特色”。

黨的領導始終起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保駕護航的作用，黨的領導一直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保證。這也是因為社會主義法治是一個需要不斷改革和探索的建設過程。從過去這段歷史來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的問題只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找到社會主義的應然法，然后依靠黨中央的政策，從我國實際出發，發揮政治優勢，遵循法治規律，與時俱進提升理念觀念、創新體制機制，不斷開創依法治國事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