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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于西方法治的憲政民主制，黨領導下社會主義法治的民主集中制，既要避免財富的過度集中，也更關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西方法治的中心思想，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譬如，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論的代表，約翰·洛克僅僅是把私有財產作為法治的核心。他還認為， “國家是屬于財產擁有者的”，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保護那些擁有財產的人免受窮人的索取”。而在哈耶克看來，福利國家通過財富再分配來追求實質平等的做法，違背了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精神。

所以，西方的法治雖然同樣也有法治價值觀，但其目的無非是為資本服務，讓其利益可得到保障和無限量的擴大。在此基礎之上，西方發達國家采用的代議制、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等憲政民主體制架構，目的就是為了讓資本和利益集團更好地掌控國家。

在資本和利益集團的眼里，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越小，相互扯皮越多，資本和利益集團就越能夠渾水摸魚，從中獲益越多。同樣，對資本和利益集團來說，他們也永遠不能依靠某一個政黨或某一個代理人。對他們來說，只有不同政黨和不同候選人的之間的不斷地相互競爭，資本和利益集團提供的經濟等利益誘惑才會對其有價值，資本和利益集團才能永遠牽著國家權力機關和政黨的鼻子走。

正是因為如此，當今社會，在資本主義法治之下，財富集中和不平等現象正日益驚人。就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中解釋的那樣，收入不平等是未受控制的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F實情況是，很多統計數據表明，全球最富有的幾十位人士，和全球較貧窮的一半人口（38億）擁有的財富是相等的。美國最富有的0.1%人擁有的財富，則超過美國90%的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根據瑞士信貸2015年的統計，俄羅斯轉向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轉型不過短短十多年，最上層10%的人就控制了整個國家和社會87%的財富。

鑒于資本主義的特征，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維護資本和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就是要讓資本和利益集團可以決定政治。所以，資本主義法治在財產集中、確保資產階級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無限擴大這個問題上恐怕是無解的（當然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也不會認為這是個問題）。雖然在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運動興盛之時，西方社會確實進行了調整，但從皮凱蒂的研究看，最終還是回到了財產過度集中的老路上。這也是為什么，哪怕像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到現在也還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險的部分原因。

畢竟說到底，當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都集中在少數資本和利益集團手里的時候，對于社會占大多數的普通人及生活困難的老百姓而言，政府等權力機關就很難實質性改善這些人的生存環境，也無法真正改變日益嚴重的階層固化問題等等，最終也就無法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對比之下，在社會主義國家，要管理好整個社會，避免政治權力服務于經濟利益，避免財富的過度集中，社會主義法治采用的是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體制。這一制度設計的最大特點，就是在法的制定過程中，各方可以充分進行討論，不論是資本、利益集團，還是普羅大眾，都需要論證和說明各自提出的建議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在此之上，黨通過政府等其他權力機關再通過集中的方式，來確定最佳的法律和政策。

這也說明，社會主義法治在黨的集中領導下，出發點就是要真正保證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就是要不受資本和利益集團的牽制。所以，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在制度架構上，既能體現以民為主、尊重民意、為民著想的法治實體正義，也能體現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選賢任能的法治程序正義。

事實上，也只有在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法治之下，才能真正在自由和平等之間提出更好、更公正的解決方案。

一方面，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最大程度地釋放企業家和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經濟領域適度監管必然是社會主義的主流政策。但是，這不意味著國家權力部門可以在其他領域任意放松監管。

近些年來，中央出臺了一些列措施：從對全國包括西湖邊多家會所在內高檔會所的整治，讓“公共資源不能為少數人壟斷享用，更不能搞不正之風，敗壞社會風氣”，通過走“平民化路線”避免出現所謂“貴族”階層；到廣電總局要求演藝節目規定演員片酬比例，禁止明星子女參與綜藝節目（防止名人的子女天然會成為名人的不平等現象）；再到最近為了實現教育平等，教育部收回高校的部分自主招生權限，明確高考成績不得低于85%的規定，讓所有考生重回高考考場公平競爭等等。

2014年初，杭州率先進行會所整治，還湖于民、還園于民、還景于民，部分會所變為文創空間，圖片來源：新華網

上述這些都能說明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法治，在尊重自由權利的前提下，正在通過越來越多公平有效的法規和政策、適當強化平等的原則，來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而類似的政策措施，在資本主義法治“以自由權利之名、掩蓋資產階級統治之實”之下，是不大可能出現和執行的。

另一方面，我國在改革開放產生混合所有制經濟之后，還是會有如何處理好社會財富集中的問題。在201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宣布，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挑戰已經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也表明，如何在社會主義法治下，實現經濟增長成果再分配，讓先富帶動后富，無疑是黨未來要面臨的首要任務之一。

第三、社會主義法治中黨的領導和責任，既有效率和效益的考量，也符合法治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

當前資本主義法治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低效益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三權分立、相互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憲政民主制度產生于生產力相對比較落后的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初期。當每個人的權利和能力都沒有太大差別的時候，相互扯皮、推諉和制衡的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雖然效率低些，但也不至于造成太多的不良影響。

然而，在進入工業化社會或信息化社會之后，企業、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的權利和能力遠遠大于個人，三權分立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機關自然就會給企業、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因此就遠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志”。

舉例來說，一方面，類似美國擬建高鐵之類的全國性項目，對大多數老百姓顯然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此類項目往往會牽涉到各種利益集團（如航空企業、汽車公司、石化集團等）和在地企業的既有利益，即使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規劃，不僅線路被越砍越短，成本越來越高，項目的工程時間也越來越長和遙遙無期。另一方面，美國國會卻不斷地通過各種法案和撥款，去迎合某些特殊的企業和利益集團的利益需求，把國家大量的錢浪費在諸如“豬肉桶”之類的項目中（pork barrel，美國的政治俚語，就是效益很差的、政府資助的地方產品或者工程項目），譬如美國各地到處都有一些常年無人使用的橋梁和公路（所謂的“bridge to nowhere” 或者“road to nowhere”）等等。

除此之外，西方政黨和政客一切以當選為中心，做得不好最多就是下臺的結果，做得好也有任期的限制等，這通常也意味著他們會缺乏對國家、社會和事業的責任感（accountability）。西方政黨和政客之間為當選而作的黨爭，往往會演變成政黨惡斗：輕則進一步撕裂民意、破壞社會的穩定團結，重則導致國家和政府停擺、民族的分裂等等。

還有，西方社會政商結合的現象，也遠比其他社會要嚴重。這不僅是說西方的政黨和政客大多是資本或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且，西方商人從政或政客從商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很多西方政客哪怕在政績上乏善可陳，但是從權力部門的職位退下來之后，都可以搖身一變、順利轉型，從各大企業和利益集團謀取高薪職位。

說到底，西方法治中的“一人一票、三權分立、相互制衡”憲政民主制度，就是一個很容易被資本和利益集團操縱利用，但卻非常難追究問題責任的體制。政黨和領導人容易被收買；其無能或犯錯誤，下臺就可以，但真正的問題卻始終鮮少有人來下功夫解決。三權分立和制衡，也往往導致出現問題時，大家相互推諉，沒有一個部門可以負責處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雖然名義上責任明確，但是下級的地方政府作為民選政府，哪怕出現問題，上級政府也無法立即對其究責。

更不用說，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還需要考慮各地的平衡協調，國家和地方短期和長期的經營規劃，產業和社會發展的政策導向指引等等問題。

所以，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空有所謂程序正當的法治架子，卻嚴重缺乏能夠解決問題和具體執行的能力。資本主義法治的憲政民主制度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低效益，哪怕勉強符合法治程序正義的要求，也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這一體制顯然不能完全符合法治之下對實體正義要求。

對比之下，憲法法定的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法治中的領導地位，既是人民給予的信任，更是一種責任。傳統上，中國就是相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國家。

在社會主義法治中，黨的領導地位其實也是人民賦予黨的責任：這一方面說明黨需要通過其領導的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權力機關，對人民承擔責任；另一方面，也說明需要由人民來負責對黨的監督，確保責任的落實。

與西方可以相互推諉責任的憲政民主制度不同，在社會主義法治的民主集中制之下，犯錯誤的黨員和官員首先需要直接承擔個人責任。以新冠疫情為例，客觀而言，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一些負責人在疫情爆發初期的表現，和西方多數國家一些負責人后來面對疫情的表現，其實沒有很大的區別。特別是他們都忽視了病毒傳染的嚴重性等等問題。但是，與很多西方國家防疫情況失控，然而西方官員仍然無法被問責的結果不同，我們的黨和政府在第一時間就對相關負責的人員進行了調查處理。上到省委書記、省司法廳廳長、市長和副區長，下到湖北紅十字會負責人、相關處局干部、派出所執法錯誤的民警等等，最后都就事論事，依法依黨紀受到了相應的處分并為此擔責。

在此之上，我國正在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進一步強化和完善責任和監督制度，特別是信訪制度和舉報制度。

而且，黨中央也開始考慮懶政和怠政問題。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治懶”問題被寫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把原本隸屬于行政機關的監察機關獨立出來，直接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這就從體制架構上把監察機關和其他的國家權力機關（即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相并列；從而進一步強化了人民監督的力量。

當然，如何更好地落實人民對黨和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長期課題。監督不到位，無疑會催生腐敗和壓迫等等社會問題，黨的領導責任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幸運的是，隨著技術的發展，當下人民監督的渠道已經越來越多，成本越來越低，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有時候，一張照片、一段錄音或視頻、一條短信等等就能夠舉報和揭露某個問題，啟動國家權力機關對此的調查和問責程序。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在制度上切實落實人民的監督，就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也更能夠符合法治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