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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美國的“毒樹之果”（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原則，也就是證據排除規則，即從非法逮捕、無理搜查或刑訊逼供中獲得的證據必須被排除在審判的程序之外，其法律基礎是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客觀來說，這個規定對遏制辦案人員刑訊逼供，保護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權利有著進步作用。然而，美國最高法院的最近幾個案例對“毒樹之果”原則的擴展解釋，則讓人大跌眼鏡。

在2012年的“美國訴瓊斯”（United States v. Jones，2012）案中，瓊斯是一個住在華盛頓的毒販，警察向法院申請了在其車輛上安裝GPS跟蹤系統的搜查證，法院批準了十天之內安裝。但是警察由于在第11天才把GPS跟蹤系統裝到瓊斯車上，并成功收集到證據將其定罪。但辯護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發現了該搜捕令有1天的時間差，認為過程非法搜查，并為其辯護稱在這一前提下搜集到的所有證據都是無效的。警察則辯解稱，在車尾安裝GPS跟蹤器，既沒有開車門，更沒有到他家去，所以在法律定義上，也可以解釋為不構成非法搜查。但這個案子一路到了聯邦最高法院，結果大法官們以9：0判政府敗訴，法院認為沒有搜查令就不能放GPS跟蹤器。

在2013年的李雷訴加州（Riley v. California ，2013）案中，李雷是一個黑社會成員，當他被逮捕的時候警察從他身上搜出了智能手機，但是，警察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搜集了他同伙的信息和一些視頻。根據美國的習慣法，警察在犯罪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如果在他身上搜出筆記本，上面可能記著同伙的聯系方式之類的信息，則無需搜查證就可以作為證據，這也是美國的習慣法對“毒樹之果”原則的例外。因此，加州法院認為按照習慣法，現在的智能手機就相當于過去的記事小本子，駁回了被告律師“排除證據”的要求。

但是，這個案子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以9：0全票反轉推翻了加州法院的判決，判決警察不能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檢視犯罪嫌疑人的智能手機。理由是智能手機不是普通的紙質筆記本，里面的信息更多，所以就不能在沒有搜查令的前提下搜查。

客觀來說，像上面兩個案件之所以能一路走到最高法院，下級法院應當還是有所猶豫的。畢竟犯罪嫌疑人明明可以有證據定罪，而且證據排除規則本身就有一定的解釋空間，完全沒有必要讓罪犯逍遙法外。

說到底，證據就是證據，我們可以理解刑訊逼供產生的“證據”不具有可靠性，會造成冤假錯案，因此要嚴格禁止。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在上面兩個案件中的做法，無疑增加了非法證據的范圍，擴大了法院的權力，進一步限制了行政執法機構本來就已經比較捉襟見肘的行動空間。最終，使法律成為犯罪分子而不是無辜人民的保護傘，不能不說美國法官的迂腐誤事。

六、小結

最后，我們應當要承認，美國的法治是有其地位和功績的，對于像中國這樣從頭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家，西方法治包括美國法治中的許多原則和規定都可以是我們借鑒、參考和學習的對象。

但是，中國并不是美國。本文只是簡單分析，就可以看出美國式的法治在很多方面其實都已經是問題重重，因此完全沒有必要被我們捧上神壇、頂禮膜拜。特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為法治實踐基本目標，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局面初步形成。因此，我們的制度自信也應當包括我們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制度自信。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西方社會和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同，特別是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原則，在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初期，當每個人的權利和能力都沒有太大差別的時候，相互扯皮和制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進入工業化社會或信息化社會之后，企業、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的權利遠遠大于個人，而三權分立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機關給了企業、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因此遠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反觀中國，我們的政府是社會良好運轉的保證，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因此必需要發揮黨和政府的核心領導作用，這也是歷史和實踐所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