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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條共同原則指導下的撤出行動，總體上是成功的。隨著冷戰開始，兩極世界格局形成，作為一個二等國家的英國卻仍然還能保持一個世界大國的影響力，與大英帝國這一“成功”的衰落過程有很大關系。從實力的角度看，這個過程本質上也正是從“硬實力”向“軟實力”過渡、從政治-軍事實力向金融-輿論實力過渡的過程。

英聯邦成員國數量在二戰后的增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過程。在戰后工黨政府和保守黨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本來只包括英國及其幾個白人自治領的英聯邦，在1949年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到1965年擴大到了21個國家，接下來的10年又有10個國家加入，最大時成了一個包括了54個獨立主權國家或屬地的國家聯合體。

歸納一下，大英帝國衰落過程給今日世界留下的歷史借鑒有三：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是其他西方強權的競爭包括美帝國的崛起；第二、衰落的過程不是倉皇的、崩潰的，而是體面的、有序的、預留了未來利益的；第三、衰落的結果不是實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實力的轉換，過去的政治-軍事實力轉換成了金融-輿論實力，舊式帝國主義變身成了新式帝國主義。

第二次中東戰爭 圖自維基百科

美帝國的特殊之處

1956年的“蘇伊士時刻”被認為是美帝國作為“未來的強國”接手全球事務、大英帝國以“過去的帝國”身份退居為二等國家的那個轉折點。

但是，美帝國卻不是另一個大英帝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作為大英帝國的對立面而崛起為新時代帝國的。

二戰后期，表面上看美國和英國作為盟國并肩作戰，但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的內心卻對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深惡痛絕，他將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稱為“地獄之洞”，并堅信“殖民體系就意味著戰爭”。他批評丘吉爾“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征服欲”，批評英國人“會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據為己有，哪怕只是一塊石頭或一顆沙粒?！?941年8月簽訂的《大西洋憲章》第三條“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他們希望看到曾經被武力剝奪其主權及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針對的就是簽約者之一，因為這個主張實際上排除了戰后繼續保持帝國這種形式的可能性。而兩年后美國的《民族獨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為明顯，一位英國官員因此而哀嘆，“它的整個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國最終分崩離析”。

這正是美帝國的理想主義的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第一次大規模介入世界事務，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十四點綱要”，讓老歐洲那一群習慣了利益妥協、列強博弈甚至秘密外交的舊式政治家們瞠目結舌，稱他為“偉大的傻瓜”。

但這就是美帝國區別于大英帝國的最根本之處。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國的領袖總把自身的理想視為理所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么離經叛道?！薄暗蹏鵁o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

自美國崛起為世界帝國之后，它就長期處在這種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矛盾關系中，并形成了單邊主義的外交風格。正是因為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美國才常常會到地球的另一端定義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妥協和均衡很晚才被寫入美國人的國際政治字典中。但是，基辛格認為，“這些觀念顯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敗。二十世紀許多最佳的外交行動，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例如，馬歇爾計劃、勇敢承諾遏制共產主義、保衛西歐的自由，甚至命運曲折的國際聯盟，以及日后取代國聯的聯合國等等都是?！?

基辛格基本上是對的，在強調美帝國與舊式的西方帝國之間的區別并解釋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美帝國特殊的外交政策風格這一點上，無出其右。但是1997年出版的《大外交》一書中提供的這一分析框架，看起來無法應用到21世紀。從小布什推行的“先發制人”的“布什主義”，到奧巴馬八年無所作為的“改變”，再到自2016年至今以“美國優先”為旗幟的“特朗普運動”，顯然越來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夠輕松且優雅地描述和說明的那個美國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雙重性這個解釋理論，完全過時了。

美帝國的特殊性，在20世紀的100年里是一種，在21世紀的這20年里又是一種。

特朗普的上臺是對理想主義的揚棄和對現實主義的回歸嗎？肯定不是那么簡單。到目前為止，基辛格似乎還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位特殊人物，他只是含糊其辭地說他有很大的機會成為一位“美國歷史上最矚目的總統”，因為“他的特質與理論上的美國總統非常不同”。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這個進入21世紀之后變得越來越面目全非的美帝國呢？是否仍然還是那個離經叛道、一廂情愿的帝國，無非是更加離經叛道、一廂情愿了一些，需要世界對它再次重新認識、重新接受？抑或是另一個可能：它的離經叛道路線終于走入了絕境，開始以它特有的方式重蹈帝國衰落的覆轍？

為了看清楚這一點，不妨先回顧一下小布什時期的美國和英國這對盟友原本可能走出了另一條路線。這條路線曾被有的評論家稱之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它以積極采取行動致力于建構“全球化的政治”、“建立世界新秩序”、打擊國際上的“黑幫集團”和“流氓政權”、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良好的治理體系為目標。正如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9·11”恐怖襲擊之后的某次演講中所宣稱的：不僅僅是懲治犯罪的正義，還有為世界各國人民……饑餓的、悲慘的、無依無靠的、無知的、從北非沙漠到加沙貧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區，生活在骯臟和匱乏中的人們……帶來民主和自由的正義，這種正義同等寶貴：它們同樣是我們的事業。

這些話今天聽起來已經恍如隔世了。很顯然，如果將今天的特朗普和約翰遜這一領導人組合與當年的小布什和布萊爾這一領導人組合作對照，那么前者代表的路線恰恰是對后者代表的那條路線的反動和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