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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揚】

今年3月中旬，還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國提前實現了“拉平曲線”，而美國疫情初起，才剛剛采取應對措施，整體形勢還遠未明朗，但敏銳的觀察分析人士已經感知到了重大的事情正在發生。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和亞洲問題專家拉什·多希3月18日在《外交事務》上發文，認為這場疫情或成美國的“蘇伊士時刻”。

他們認為，二戰后的70年里，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建立在自身的財富和力量之上，還建立在同樣重要的一種合法性之上，這種合法性是從三個要素中產生的，即美國的國內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及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的能力和意愿。但是，新冠疫情“正在考驗美國領導力的三大要素。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由于華盛頓畏縮不前，中國正迅速而嫻熟地成為應對疫情蔓延的全球領導者”。

他們認為，中國經歷此次重大危機之后或能樹立自己作為全球大國的全新地位。當病毒被擊敗時，中國經濟復蘇將在幫助重建破碎的全球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

該文發表之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還不到1萬，累計死亡人數剛剛增加到100，美國還有很大的機會向世界顯示它在“國內治理”方面的高水平。

其時的美國也還沒有宣布停止對世衛組織的資助甚至宣布要退出，也還有機會向世界顯示它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方面的積極主動。

那時也還沒發生在最需要開展國際合作共同抗疫的時候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為了少數人的政治私利歇斯底里地“甩鍋”中國的咄咄怪事，美國也還有機會向世界顯示它在“召集和協調全球危機應對”方面的能力和意愿。

但三個月后的今天，世界正在目睹美國以200萬累計確診和11萬累計死亡的驚人數字位列于疫情應對最差國家榜首，同時又發生了因“弗洛伊德之死”一案引發的全美各地大動亂，同時又在國際事務上一再挑起與中國、與歐盟、與伊朗等國的外交爭端......這些加速進行的“去全球領導力”進程，恐怕早已不是“華盛頓未能通過考驗”這么簡單了。

“蘇伊士時刻”指的就是大英帝國在全球事務中失去了既往的領導力、不得不讓位于新的世界霸主美國的那個標志性時刻。1956年冬天，當一支英法聯軍重返蘇伊士運河軍事基地試圖阻止納賽爾的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計劃并維護其在這一戰略樞紐地區的傳統地位時，美國通過金融和輿論手段迫使英法無條件撤出了埃及，并順勢填補了這一地區的權力真空。

當時英國的處境正如時任財政大臣的哈羅德·麥克米倫所說的，“要么作為一個第二世界國家，要么向建立第三個大英帝國邁進。”而“蘇伊士時刻”就是這樣一個時刻，危機過后英國只剩下了第一個選擇。

黑人弗洛伊德遭虐殺，示威民眾包圍白宮。圖自路透社

大英帝國衰落期的歷史借鑒

回顧歷史，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十年，1909年這個帝國的總面積達到了3302平方公里，占世界陸地面積的1/4，所統治的人口為4.4億，也占當時世界人口的1/4。維多利亞時期流行的一句話是，女王管轄著“一個大陸、100座半島、500個海角、1000個湖泊、2000條河流，以及1萬座島嶼。”由于這個帝國建立在對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統治之上，總人口的3/4是有色人種，預言家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將滅亡于有色人種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反帝革命。

溫斯頓·丘吉爾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他曾在中學生時代就想象了大英帝國崩潰的可怕前景和自己在其中的使命，到1965年他去世之時，大英帝國最重要的地盤已經全部喪失殆盡。但是與人們想當然認為的那些原因有所不同，歷史見證，大英帝國的瓦解主要不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是由于從愛爾蘭的新芬黨到印度的國大黨這些“自由戰士”反帝運動的勝利，而是其他強國的先后崛起。

先后崛起并共同埋葬了大英帝國的強國，包括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給予它重創并讓它背上沉重戰爭債務的歐亞大陸敵國，也包括迅速崛起并大大擠占了它的海外殖民地獲利空間的美國這個盟國，還包括冷戰開始后在全球四處出擊“謀求摧毀英帝國”的蘇聯這個前盟國。正是來自多個方面的共同夾擊，導致大英帝國維持廣袤殖民地的成本總額不可避免地高出了總的收益。

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大英帝國瓦解過程中，美國實際上扮演了一個世界反帝國主義基地的角色。美國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參戰，一方面讓丘吉爾在黑暗中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另一方面又令他感受到大英帝國被美國的崛起“排擠到了懸崖的邊緣”。美國當然不是為了挽救大英帝國而參戰的，恰恰相反，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經用過的一個比喻，美國一心想“挖出大英帝國的眼珠”。

猶如一個使人窒息的熱烈擁抱，一方面美國人通過《租借法案》給了英國人贏得戰爭所必需的金錢，另一方面卻也將大英帝國驅趕到了“過去的強國”的屈辱地位上。

“過去的強國”只屬于過去，它只能從過去的殖民地全部撤出。如果僅做短期的成本與收益計算，那么大英帝國的撤出政策就像戰后工黨政府“五巨頭”之一休·道爾頓所說的“當你身處一個你不再需要的地方，加之你也沒有力量鎮壓那些不需要你的人，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撤出。”但是，如果能夠將撤出政策轉換成一種長遠的安排并從未來的機會中獲利，這個精于經濟計算的老牌帝國，也決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今日回看當時，大英帝國從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撤出，遠不是倉皇狼狽的潰退，而是遵循了這樣幾條確保帝國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原則：首先是盡可能保全英國人的體面，保全英國人的道義優越感，因為他們自認為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上相對于法國人、葡萄牙人、比利時人要“仁慈”得多；于是，哪怕給當地留下巨大的混亂、將互不相容的種族、部落和宗教群體硬生生地合在一起，也要讓英國以最小的摩擦完成撤出安排，避免卷入像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和印度支那等地那樣的長期戰爭（例如在南亞次大陸制造的印巴分治和在中東制造出以色列這個新國家）。第二是盡可能地保留下一些戰略基地，今后繼續使用（例如在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基地和在錫蘭的海軍基地）。第三就是提前埋伏好幕后政治影響和商業利益，以便在未來繼續控制這些國家或地區（例如在原英屬非洲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