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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角度看一個現象，與只是關注該現象發生時的表象，結果很不一樣。《告別西潮──盲沖瞎闖的民主運動》將近年發生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形容為“盲沖瞎闖”，并將之與百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的五四運動作比較，從而帶出西潮余波的問題。香港今天的“民主運動”跟中國的百年恥辱及今天的民族復興這兩者之間，有一種歷史關系，不從這一視角進行思考，便無法認識香港與內地其實是命運共同體這個至為重要的問題。

今天我們正處于從西潮完全主導到東風開始西漸的歷史時刻，在這背景下，一帶一路是很好的反映，中國的經濟及基建硬實力，已經逐漸越過國界，遠達歐洲腹地，但在文化、政體論述等軟實力方面，還處于起步點，影響有限。我認為要掌握這樣的歷史視角，才可以較深入地評估香港近年變了質的民主運動，將表象與本質分清楚。

盲沖瞎闖的民主運動

將香港的民主運動稱為“盲沖瞎闖”，并以之作為本書的副題，背后是對所謂普世價值的理解及評價，當中的關鍵概念是“西潮”，即從鴉片戰爭割讓香港開始的百年民族恥辱，包括甲午戰爭我們大敗于一直向我國稱臣的日本，庚子年八國聯軍以洋槍大炮占領北京；在西洋的巨大沖擊下，結果我們要全面向西方學習，此后西風東漸，從器物、制度到文化，都以西洋為師，是為近代的“西潮”。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西潮》，相信不少人都看過。他從自身的經歷，道出西洋影響下清末民初的中國鄉村、半殖民的列強租界，以及抗戰時期的生活；他本人到過日本，又在美國念書，對西風有深入的觀察；在《西潮》中，他談到五四運動時的學生，用“囂張跋扈”來形容，這其實繼承前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講法，蔡認為學生嘗到權力的滋味之后，欲望變得難以滿足[1]。

蔡元培是親身體驗過學生鬧事成功之后的“囂張拔扈”，包括當時的所謂“講義風波”，事緣北大評議會通過學生要交講義費的規定，結果數百名為此不滿的學生沖進教員的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規定的人算帳。為了保護教員，蔡校長趕到現場，氣憤的說：“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斗。你們哪一個敢碰教員，我就揍他。”

北大學生鬧事不單止發生在蔡元培任內，蔣夢麟亦遇上，他曾經因為拒絕學生的要求而被圍困在辦公室，胡適建議他找警察，但他拒絕了，最后因為學生之間互相吵鬧，事情結束。當時不單止是北大學生，連中學生亦鬧學潮，據《西潮》記載，杭州的一所中學學生鬧事，與學校的廚子發生糾紛，廚子憤而在飯里下毒，結果導致十多名學生中毒而死，當時稱為“飯廳風潮”[2]。

周令釗油畫《五四運動》

這些事情反映，即使理想崇高，還會有魯莽、自以為是問題，人性的劣質一面，可謂恒久不變。學生鬧事是《西潮》的一個小插曲，我借鑒這小插曲，對最近幾年發生于香港的民主運動作出評價。兩者相比，香港民主運動更等而下之。原諒我這樣評估今天普及大學教育下的香港大學生，他們已經稱不上是社會精英了，不能與五四運動時期的大學生相比了。在互聯網普及的年代，民主運動中的參與者往往被情緒牽動，作出與自己長遠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相違背的行為，這就是我說的“盲沖瞎闖”。

香港這個民主運動，大學生之外，還有不少專業人士、老師參與，其中不乏草根流氓。他們一些人（包括大學生）粗言穢語，行動激烈，如果這就是未來的社會精英，真的講笑了！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察及評估。但由于開始時對這些人采取寬容態度，社會及傳媒對過激的言行好像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終于姑息養奸，導致運動趨向激進化，不再追隨傳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溫和路線；一些極端分子更訴諸沒有底線的勇武抗爭，終于引來港獨分子及?2016?年元旦的旺角暴動。

五四運動、香港民主運動是否重大歷史變動？

如何評估香港民主運動的影響呢？這與如何看待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有莫大關系，兩者追求的，都是西潮。用李澤厚的說法，五四運動以啟蒙為目標，是批評舊傳統的新文化運動。[3]所謂啟蒙，就是揚棄舊傳統、禮教及家庭對個人的束縛，擺脫愚昧，爭取個體的“自由、獨立和平等”。

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究竟五四運動是否構成重大的變動、推進歷史的進程呢？根據汪暉在《短二十世紀》[4]的講法，重大歷史變動如辛亥革命，不在于其規模浩大，而在于其能終止了以前形成的歷史范式，因而日后發生的事情不再是從前的延續，而是這新事件開創的范式的序列性開展。

上世紀?70?年代以降，國內外學術界對五四運動有新的評價，將它定位為激進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個激進主義如何激進呢？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如陳獨秀認為中國需要創造新文明，他在《青年雜志》〈一九一六年〉一文這樣寫著，“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不可因襲十九世紀以上文明為止境”，“自開辟以訖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5]。即是說，陳獨秀認為?20?世紀應該與?19?世紀斷裂，他要人們忘記過去，從頭開始。這表示他將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視之為重大歷史變動，要終結以前的范式，與中國傳統文化作一斷裂。

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有其自身的邏輯，因為自1911年辛亥革命，中國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國，政治革命的結果未能改變國家民族面臨覆亡的威脅。在西方的沖擊下，中國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能否存在？中國人能否自存？成為問題；因此，一些激進主義者便相信持守傳統文化沒有出路。

在?20?世紀初在西方列強的欺凌及壓迫下，因而要與傳統文化決裂的，不是只有中國，橫跨歐亞大陸、在奧圖曼帝國崩潰后建立的土耳其，處境亦相似，其民族英雄凱末爾呼吁：“為了拯救國家，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摧毀從政府機器到國民精神的一切，并樹立新的東西”[6]。

不過，五四運動同時包含兩股力量，其一是源于西方文明的個體解放、自由民主的啟蒙主義，其二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民族救亡運動。正如李澤厚所言，五四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結果當然是救亡掩蓋啟蒙[7]。而救亡運動的考量，正如孫中山的判斷，是如何治理中國民眾“一片散沙”的散漫狀態，而非模仿歐洲近二三百年以爭取人權與自由為目標。

孫中山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8]。他認為自秦以來，中國普通老百姓只要不反皇帝和納了糧，便不會承受多少皇權專制的痛苦。因此，他認為要注入民族主義，透過黨國體制甚至個人獨裁，才可以凝聚人民。結果當然是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結束中國人“一片散沙”的狀態，這才能夠擺脫列強的壓迫，令國家民族得到自由[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