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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歡迎。”

這似乎是最近美國對中國學者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過去曾籠罩在中國自然科工學者頭頂的“烏云”，如今正蔓延至人文社科領域。

4月14日，《紐約時報》稱，去年共有30名中國社科領域學者及政策研究專家的訪美簽證被吊銷或進行行政復審。另一則最新消息是，4月21日，美媒稱，因“擔心”中國“竊取”美國研究成果，有美國研究機構在聯邦當局“金主”的指導下，驅逐了一些華裔科研人員。過去18個月間，已有10名華人或中國雇員從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退休、辭職或“被休假”。

美方的這一行為令中國學者非常不解：為何美國國內的“肅殺”氣氛忽然迅速降臨？為何美國會變得如此不自信？難道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已無知到這種程度了嗎？……

觀察者網就此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進行專訪。王文院長正是此前遭FBI“騷擾”并被美方取消簽證的中方人文社科學者之一。以下為采訪全文：】

觀察者網：4月16號紐約時報刊文稱，因為擔憂間諜活動，美方禁止部分中國學者進入美國，其中有寫到您被FBI騷擾并遭美方取消簽證？當時具體情況如何？問了哪些問題，態度如何，給您的最終回復是什么？

王文：我不想談論當時過多細節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因為《紐約時報》、《環球時報》近期都已經報道了這件事，有上百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被FBI騷擾、或被美國使館取消簽證。我覺得這背后實際上是一股力量，想切割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我們需要更加冷靜地看待這件事，并且能夠把所有的視野都往后看、往未來看。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您此前在其他訪談中提到一份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有外媒稱，主導這份報告的兩位研究者的政治立場分別是左派和右派，但在對華態度上卻取得一致，那么，現在美國內部包括政府、國會或您熟悉的學界對該報告看法如何，您對此有所了解嗎？這種對待中國人文學者的態度會是一種長期性存在嗎？

王文：那份報告的確囊括了大概幾十位美國對華研究學者的一個相對比較普遍的共識，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像謝淑麗等人也持保留看法，還專門做了個人聲明，可見美國學者內部對華態度也并非鐵板一塊。再者，這份報告折射出中國目前的影響力的確對美國產生撼動，讓美國感受到了壓力，但是并沒有大到足以讓美國無可奈何的程度。

此外，從這份報告還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推動中國影響力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等各項工作卓有成效，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還不夠強大，要繼續戒驕戒躁，對于拓展我們在全球的影響力、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任重而道遠。由此來看，影響美國、主動塑造美國社會的工作和努力仍會進行，并借此推動中美之間的融洽合作。

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要更精細化。面對過去，我們要有更多的自信和戰略定力，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的自我能力提升。至于美國對中國人文學者、社會科學的態度，中短期內還是會繼續存在的，我們對此要有心理預期。

如今面臨著中國正趕超美國的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美國方面對中國學者甚至其他各領域人員采取非常規手段的行為還會繼續存在，這些行為看上去很可笑，但又能真正影響到一些人，因此我們要有高度戒備警惕以及充分預期。但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長，這個問題也就逐漸迎刃而解。

觀察者網：這次被美國拒簽的學者主要是社科領域研究美國的專家。以往美國主要針對自然、科工等敏感領域的學者，現在延伸到社科領域，所以美國究竟在害怕什么？

王文：過去我們在很多研究領域與美國存在差距。這些年來，在自然科學、科技等領域，中國逐漸呈現趕超趨勢，引起美國的擔心，并且在這些領域對中國進行限制，這些還算是有一定邏輯的。但是在人文社科領域，我們過去沒想到。

美國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限制，一方面折射了近年來中國社科人文領域研究的進步，另一方面也體現中國對國際釋放不斷增長的影響力。比如，近年來中國發展模式對世界的吸引力，即使在美國也有很多人對中國的發展存在仰慕、尊敬等諸如此類的情緒。那么，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實踐，到美國去講述中國經驗，自然引發越來越多美國人的關注和興趣，一定程度上也會撼動美國人對自己模式的那種傳統的迷信、崇拜和遵從。美國自然會對中國社科領域的學者產生擔憂和焦慮。

所以，這典型反映出美國主流社會，尤其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主導下的精英階層，對中國實踐、中國思想以及中國發展所釋放出來的軟實力有所感知，并由感知轉化為恐懼、焦慮、害怕。然后，又用一種非規則手段，對中國社科學者進行阻攔。這就像是掩耳盜鈴或杯弓蛇影。

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的衰落是從封閉開始的。我在五年前的一本專著《美國的焦慮：一位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中就提過美國的焦慮，現在美國有一批人就像當年滿清八旗子弟，一方面夜郎自大，不愿意向對方學習，另一方面又想通過閉關鎖國的方式來顯示自己比別人更偉大，用對外界的抵制來突顯自己。這種行為是虛幻、虛妄、自負又自卑的典型表現，也是目前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心態和現狀。

觀察者網：以往美國對自己政治制度非常自信，并相信讓更多中國學者了解美國的價值觀，有利于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但現在搞這套關門政策，是否顯示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不再那么自信？您對此怎么看？

王文：美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全然沒有過去那么自信，主要源于美國發展到今天已經變了，不再是華盛頓、亞當斯、杰弗遜、富蘭克林那個時期的美國。其中有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第一，美國的種族變了，現在不是過去的“WASP”——白人、安格魯-薩克遜、基督教新教為主要社會結構的美國，到2035年前后，美國的白人將下降到50%以下。所以，美國整體人種構成導致了美國巨變，這使其兩百多年來的社會制度、賴以生存的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基礎被撼動了。

第二，美國意識形態受到國家政策影響。隨著技術發展及國內外各方面政策出現巨大的失誤，如國內的金融危機、槍支失控、社會治安以及所謂“技術監控”，對外則有所謂“反恐戰略、反恐戰爭和對外擴張戰略，都使美國國力受到極大挫敗、軟實力出現重大衰落，導致美國人對本國發展喪失信心，對現狀不滿。但美國政府將這一現象的原因歸結為新興國家的興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所以，中國成了美國失去信心及國內外結構變化的替罪羊。

當像我這樣的中國學者經常到美國講述中國發展、變化和可借鑒經驗，時常會讓一些美國人感受到不同點，有的也受益。即使與美國學者相互辯論，盡管英語不是母語，但中國學者多半不會占下風。這使得美國知識界、精英界感到內心非常受挫，于是有一些智庫也像美國政府建議要有所行動，非常典型的就是美國胡佛研究所2018年底推出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研究報告，直接點名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中國智庫、學者對美國的影響力。美國政府現在用這種取消簽證的極端方式，背后恰好體現了美國對兩百年來賴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出現了巨大的動搖和內心的不自信。

觀察者網：冷戰結束后，福山曾斷言歷史終結了。但現在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僅在本國面臨困境，還在其干預過的拉美、中東、非洲國家也都沒有取得成功。您覺得是他的這套自由民主制度哪里出了問題嗎？

王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實際上已經有違于美國建國之父們的初衷。當時的初衷是為“天賦人權”，應給每個人基本的尊重，賦予人人選舉權。但走到今天，這種所謂的“民主”出現了變異。

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所謂“民主”異化成了“選主”，即不是目的的導向，而是程序導向。“民主”的初衷是希望給予老百姓做主的權利，結果卻片面地成了只用選票走基本程序，簡單選出領導人的結果。“選擇中”的程序比“選出后”結果更重要。

第二，所謂“民主”異化成了“錢主”。誰籌的錢多，誰投入選戰的錢多，誰成為國家權力主導者可能性就會越高。總統、州政府、議會選舉，大體都有金錢規律在主導。有錢人群體主導著選舉結果，政客為有錢階層服務，成為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制度的潛規則。在這個邏輯下，華爾街常常成為眾矢之的。

第三，所謂“民主”異化成了“媒主”。誰能操縱媒體，無論是用錢、各類新媒體手段還是議題設置的方式，能操縱公眾輿論，誰就能在政治選舉中占上風。

林肯當所講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確切的翻譯成是“民可作主”、“由民作主”、“為民作主”。這里的關鍵是，“民”最終享有“主”的結果，而不只是程序、手段。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不只是中國目前需要推進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某種程度上看，美國也需要推進美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成功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直接決定了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美國“全面深化改革之路”應該是永遠在路上。但可惜的是，美國精英們抱殘守缺、刻舟求劍，拿著兩百年前的所謂“民主原則”不動，不顧及目前的時代變化，沒有跟上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