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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通過與代議型民主進行對比，這篇文章梳理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

也許國內外有不少人仍會對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稱之為“民主”耿耿于懷，在他們看來，歷史已經終結，民主只能采取一種形式，即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代議型民主。既然，中國政治制度的運作方式與代議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不是民主的。這種武斷與霸道是典型的“一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鹖冠子·天則》）。如果中國也有人也持這種看法，那只能叫做“目有昧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蘇軾《明君可與為忠言賦》）。

但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相信，中國踐行的就是某種民主。如表4所示，中國大陸有27%的民眾認為，本國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民眾認為，本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些小問題；持這兩種判斷的民眾加在一起高達77.3%。認為中國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極少數，僅占民眾的1.7%。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只有在越南，認為本國是完全民主的民眾比重比中國更高。[107]如果有人對此斷言，中國老百姓把本國政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種誤判，那么他們自己才是被偏見蒙住了雙眼；如果有人斷言，中國老百姓太愚蠢不了解民主為何物，那么他們根本不配談論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談民主首先要相信人民大眾的判斷力，而不是把民眾看作扶不起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啟蒙者、救世主的人實際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絆腳石。

中國人為什么會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呢？因為民眾把政府是否回應老百姓的基本訴求作為判斷它是否民主的標尺，而中國政府對民眾的訴求的確具有較強的回應性。表5顯示，相對于亞洲其他地區，認為政府對人民訴求的回應程度“非常強”的大陸民眾最多，達28.2%，比越南高4.7%，比臺灣高25.8%；加上認為回應程度“比較強”的人，中國大陸還是排第一，達88.1%，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們尊重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相信中國老百姓對本國政治制度的判斷，本文開頭提到的“悖論”便迎刃而解了：中國人偏重實質意義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對民眾基本訴求的回應性較強，民眾自然將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這種民主就是本文著重討論的代表型民主；對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民眾沒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為上述判斷提供了有力支持。他們發現，“要解釋中國人民對政府為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回應性是最重要的原由”。[108]“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項目的負責人、臺灣政治學者朱云漢的研究與上述結論也完全吻合：“這個政權顯示出保護貧弱者、保障其獲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與能力；它穩步推進政治改革，加強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對自身需求的回應性。這一切是人民對政權機構持續信任的最重要原因”。他并斷言，“由于中國具備獨特的文化傳統和革命遺產，也由于它在世界上處于獨特的地位，它正在建構另一種政治正當性的公共話語體系，正在開辟它自己的政治現代化道路”。[109]

這當然并不是說，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全十美。與其他政治制度一樣，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多問題，有些問題甚至相當嚴重，需要下大氣力改進，沒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們也決不能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還帶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優勢當作劣勢隨意拋棄。不經過深思熟慮便盲目“接”別人的“軌”是愚不可及的。如果聽信他人忽悠，自廢武功，到時候，一定會追悔莫及。人世間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長”（《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孟子·梁惠王上》）的立場，才能“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

參考文獻、注釋

[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Paul Kingsnorth, One No, Many Yeses: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Resistance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3]David McNally,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Globalization and Anti-Capitalism, Winnipe: Arbeiter Ring, 2006.

[4]英文即legitimacy，內地學者往往誤譯為“合法性”，但legitimacy與合法與否沒有必然關系，因此在香港常用的譯法“正當性”更為貼切。

[5]這項研究調查了來自26個國家的超過31000人，其在中國部分調查了1500人，包括1000名普通公眾，500名“有識公眾”。“有識公眾”指的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年齡在25～64歲間，受過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居本國該年齡組前的1／4，有閱讀新聞或觀看電視新聞的習慣，并持續關注新聞中有關公共政策的信息。

[6]2013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trust-2013/.

[7]基于這類調查寫出的學術論文非常之多，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列舉。

[8]John James Kennedy, “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Political Studies, Vol. 57, 2009, p. 517.

[9]Heike Holbig & Bruce Gilley,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Bringing ideology and governance back in,”GIGA Working Papers, No. 127, March 2010, p. 6.

[10]基于2008年全國性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Michael S. Lewis-Beck, et al., “A 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 Sources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April 30, 2013, doi: 10.1177/1065912913486196；基于2011年五個城市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Yang Zhong & Yongguo Chen,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53, No. 2, 2013, pp. 369-392；基于2012年底、2013年初全國性樣本的研究結果參見，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The Diplomat, June 17,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17/government-for-the-people-in-china/。

[11]這種說法在西方很流行，例如保羅·克魯格曼2013年7月19日在一篇文章中自問自答道：“這個政權的認受性又從何而來呢？主要是來自于經濟上的成功”。參見Paul Krugman, “China’s ponzi bicycle is running into a brick wall,”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13,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25/c25krugman-blog/en-us/。

近年來，有人還試圖用中國體制的“適應性”、“回應性”來解釋為什么其認受性很高。中國體制具有“適應性”、“回應性”不假，但如果堅持“威權主義”分析框架的話，根本無法解釋中國體制為何可以具備“適應性”、“回應性”，更不要說解釋中國體制的“認受性”了。

[12]Chu Yun-han,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AB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2, 2011, p. 23,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newenglis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no.52.pdf.

[13]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4]Yun-han Chu, et al.,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Zhengxu Wang, Democratization in Confucian East Asia: Citizen Politics in China, Japan,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07;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中國“政治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17]在這次調查中，受訪者四次被以不同的方式問及他們對民主的理解，每次他們可以從四種選擇（分別代表“良治”、“社會平等”、“民主程序”、“自由”）中挑選一個。之所以要反復四次、以不同的排序提問是為了避免因提問排序造成偏差。

[18]Yun-han Chu & Min-hua Huang, “East Asian youth’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voices of Asia’s Youth”,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nd co-sponsored by Asian Barometer Surve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ptember 20-21, 2012, Taipei, p. 6.

[19]張明澍：《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中國“政治人”》。

[20]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仍然習慣于使用“代議士”。

[21]應奇、劉訓練（主編）：《代表理論與代議政治》，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

[22]劉軍寧：《代表，還是議員？》，搜狐網，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3/n384072126.shtml。

[23]同上。

[24]這方面最經典的論述參見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建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一書的第21章“民主政治的古典學說”和第22章“民主的另一個理論”。

[25]近年來，一批學者與政治家對選舉政治提出批評，因為即使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它也十分容易被操控。作為替代或補充，這些人將注意力轉向隨機抽選（sortition）。在合資格人群中隨機抽選出來的人即可被稱作“代議士”，又可被稱作“代表”，因為他們的組成結構與人群的組成結構十分接近。按照隨機抽樣的理論，哪怕他們以“代議士”的方式運作，自己想怎么表達就怎么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建議也能“代表”整個人群。

[26]這方面有大量實證研究，其中較新的一份研究是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例如，美國大選期間，總有美國官員對中國政府解釋，不必對候選人的瘋狂“競選言論”當真。早在1981年，鄧小平就在會見喬治·布什等美國客人時說，“里根先生在競選綱領中說的有些話確實使我們有所不安。布什先生來的時候，我們說了，我們理解競選中的語言執政后不一定付諸實施，我們重視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將采取什么行動”。參見鄧小平：《發展中美關系的原則立場》（1981年1月4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2546615.htm。

[28]該漫畫來自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3/09/05/。筆者將英文譯為了中文。

[29]1998年以來，已有338位前國會議員加入游說團體，參見Jonathan D. Salant, “Congress members sprint for money to lobby after election,” Bloomberg.com, May 9,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8/congress-members-sprint-for-money-to-lobby-after-election.html。

[30]據《紐約時報》2013年7月11日報道，自比爾·克林頓2001年從白宮卸任以來，克林頓夫婦靠名望、口才的家庭經營總收入已超過1億美元，參見Amy Chozick, “Hillary Clinton taps Speechmaking gold mine,” 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12/us/politics/hillary-clinton-hits-the-lucrative-spee-chmaking-trail.html?pagewanted=all&_r=0。

[31]Bernard Manin, et al., “Introducation,” in Adam Przeworski, et al.(eds.),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32]Hanna F.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3]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

[34]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5頁。

[3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36]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頁。

[37]毛澤東：《〈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載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頁。

[38]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4頁。

[39]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頁。

[40]Brantly Womack, “In search of democracy: Public authority and public power in China,”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3-89.

[41]Brantly Womack,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and 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hina and Vietnam,”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4, 1987, pp. 479-507.

[42]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頁。

[43]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5頁。

[44]毛澤東：《組織起來》，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3頁。

[45]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15頁。

[46]一本較早倡導參與民主的書是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近二十年來，批評代議民主，鼓吹參與民主的著作多起來了，例如William R. Nyle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Versus Elitist Democracy: Lessons from Brazi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Thomas Zittel & Dieter Fuchs (e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participatory engineering bring citizens back in?New York:Routledge, 2007.

[47]王紹光：《不應淡忘的公共決策參與模式：群眾路線》，載李朱（選編）：《群眾路線大家談》，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7頁。

[48]關于美國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參見Kay Lehman Schlozman, “What accent the heavenly chorus? Political 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pressure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1984, p. 1014; Frank R. Baumgartner & Beth L. Leech, “Interest niches and policy bandwagons: Patterns of interest group involvement in national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3, No. 4, 2001, pp. 1191-1213; Sidney Verba, et al., The Unheavenly Chorus: Unequal Political Voice and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49]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頁。

[50]同上，第45頁。

[51]李源潮：《到群眾中去，拜人民為師》，載《學習時報》2011年9月12日。

[52]彭美：《全國推廣群眾工作部與信訪局合署辦公》，載《南方都市報》2011年3月13日，轉引自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3/051122104145.shtml。

[53]《海南率先提高信訪局行政級別，成立省委群工部》，載《新京報》2011年7月14日，轉引自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5150598.html。

[54]黃少鶴、莊嚴：《寧德20多年堅持“四下基層”的執政實踐和經驗啟示》，載《福建日報》2012年5月2日，轉引自“金黔在線”網站，http://www.gog.com.cn/zonghe/system/2012/05/02/011433612.shtml。

[55]徐京躍等：《習近平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講話》，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ldhd/2011-02/24/content_1809442.htm。

[56]《習近平作省部級領導研討班總結講話》，國務院參事室網站，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10506.aspx。

[57]周漢民：《人民、改革、民主是十八大報告的主旋律》，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網站，http://www.shsy.org.cn/node933/shsy/jczt/node1839/userobject1ai1760559.html。

[58]《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4/c_113906913.htm。

[59]《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習近平主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9/c_115459770.htm。

[60]“Google搜索解析”提供類似的服務。

[61]如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準，解放軍總政治部2013年4月下發規定，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組織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干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參見《經習近平主席批準 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規定〉》，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3-04/21/content_2384523.htm，2013年4月21日訪問。

[62]鄭科揚：《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載《求是》2013年第16期，轉引自求是理論網，http://www.qstheory.cn/zxdk/2013/201316/201308/t20130813_259183.htm。

[63]必須指出，不少人往往將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混為一談。群眾運動曾經用于貫徹群眾路線，但貫徹群眾路線不必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

[64]魏禮群、鄭新立（主編）：《新時期調查研究工作全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5]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4頁。

[66]《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44/4490536.html。

[67]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載《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頁。

[68]關于農村合作化的調研材料編入毛澤東親自作序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5年）三卷本；關于為準備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所進行的調研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506頁。

[69]聞言實：《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載《黨的文獻》2013年第3期，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網站，http://www.wxyjs.org.cn/ddwxzzs/wzjx/2013n3/201305/t20130516_139304.htm。

[70]習近平：《我是個能夠提醒自己、約束自己的人》，載《人民文摘》2004年第3期，轉引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11500/1037377.html。

[71]張鳳安：《習近平：從陜北的山溝一路走來》，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8年3月10日，轉引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special/2008lianghui/huanjie/ziliao/200803/0310_2978_433841.shtml。

[72]陳芳：《習近平主政浙江：9個月跑遍69個縣》，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gong18da/dujia/detail_2012_11/15/19187238_0.shtml。

[73]張鳳安：《習近平：從陜北的山溝一路走來》。

[74]習近平：《我是個能夠提醒自己、約束自己的人》。

[75]闞楓：《中央新領導層密集“走基層”，足跡遍及八省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05/c_124322246.htm。

[76]胡鞍鋼：《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第六章“集體調研機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26頁。

[77]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頁。

[78]毛澤東：《致張平化》，載《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2頁。

[79]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7頁。

[80]陳云：《做好商業工作》，載《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81]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這是習近平2011年11月16日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載《學習時報》，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349466.html。

[82]呂傳彬：《1956年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回家鄉調查始末》，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9/c_122605061.htm；尹福瑛：《一九六一年田家英浙江農村調研》，載《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83]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第10頁。

[84]毛澤東：《關于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問題的一封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頁。

[85]馬社香：《建國初期“毛澤東式”的調研》，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2年第4期，轉引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壇，http://marxism.org.cn/detail.asp?id=3083&Channel=12&ClassID=12；宋斌全：《六十年代初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記述》，載《黨史研究與教學》1994年第4期，第43～48頁。

[86]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87]同上。

[88]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0-02/08/content_1531011.htm。早在1958年，毛澤東主導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25條就對領導干部的調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采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知識。中央的有些會議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開，省委的有些會議可以到省會以外的地方去開”。見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605.htm。

[89]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0]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9頁。

[91]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6頁。

[92]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3]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與跋》，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15～17頁。

[94]毛澤東：《關于農村調查》，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7頁。

[95]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96]毛澤東：《致鄧小平》（1961年4月25日），載《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78頁。

[97]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載《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3頁。

[98]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習近平注意到，“現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觀色，準備了幾個口袋，揣摩上面或領導的意圖來提供材料。很顯然，這樣的調查是看不到實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確結論的”。他因此警告，要避免“調研走過場，只看‘盆景式’典型，滿足于聽聽、轉轉、看看，蜻蜓點水、淺嘗輒止；”并建議，“調研中可以有‘規定路線’，但還應有‘自選動作’，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了解情況，避免出現‘被調研’現象，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據習近平說，“近年來，有些領導干部包括有的省部級干部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深入基層和群眾之中進行調查研究”。據報道，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近年來的駐村調查就徹底做到了不搞層層陪同、逐級匯報，而是帶上兩三位隨員，走村入戶，由村干部帶路，連當地鄉鎮干部都不讓靠近，市、縣委書記只是在駐村結束時的座談會上才能夠碰面。參見郭奔勝：《“深耕”群眾：省委書記下鄉記》，新華網，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4/22/c_115480589.htm。

[99]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100]同上。

[101]同上。

[102]陳云：《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載《陳云文選》第3卷，第250頁。

[103]陳云：《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載《陳云文選》第3卷，第188頁。

[104]毛澤東：《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0頁。

[105]習近平：《談談調查研究》。

[106]參見王紹光、樊鵬：《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王紹光等：《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五年規劃的制定》（暫名），擬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07]在問及這個問題時，中國大陸受訪民眾中表示“不知如何回答”，或選擇“不回答”的人比重較高。之所以設置這兩種選擇，是為了讓各地受訪者不必違心答題。然而，即便包括使用這兩個選項的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人仍高達20%，還是超過除越南以外的所有地區；如果加上那些認為本國是有點小缺陷民主制度的人，比重仍高過菲律賓、印尼、中國臺灣，與蒙古不相上下。

[108]Wenfang Tang, et al.,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in China?”

[109]Yun-han Chu,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 1, 2013,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