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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

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它有四大組成部分，分別回答四個關鍵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么？怎樣代表？

（一）代表誰？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論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毛澤東的名言“為人民服務”；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也被鐫刻在中南海新華門和中南海東門的影壁上。“為人民服務”并不是指，人民被動地接受服務，其真實含義是與人民一道，通過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誰是“人民”呢？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或“公民”）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是不斷變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說出了他當時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34]在此前后，毛澤東一直把“人民”看作一個歷史的、變動的政治范疇，而不是泛指一國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變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群眾。雖然，改革開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中國革命與新中國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將億萬普通勞動人民群眾第一次帶入了政治舞臺。

（二）誰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議理論中，只有選出來的代議士（所謂“政務官”）才有資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夠格。但在現代，不管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中，都有大批非選舉產生的官員（所謂“事務官”）實實在在地行使著政治權力。說他們沒有資格代表別人實際上也免除了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壓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辦事就萬事大吉了。

在誰代表的問題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選舉出來的代議士，也包括手握實權的其他官員。中國把所有行使某種權力的人都統稱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責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毋庸置疑，干部屬于列寧所說的“先鋒隊”；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擺出“精英”的派頭，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責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35]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級干部“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36]因為“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37]這也就是說，各級干部都必須在“干中學，學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38]他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39]這與“授權論”、“問責論”對代議士角色的設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三）代表什么？

在西式代議制中會設置表達機制，讓人們把自己愿望（或偏好）表達出來，形成對代議士的壓力，希望因此影響政府的決策。“愿望”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們的主觀要求，也包括他們的客觀需求。如果稍加階級分析，我們就會了解到，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往往表達的是主觀要求（如減稅、同性戀婚姻、表達自由），而囊中羞澀的社會下層往往表達的是客觀需求（就業、就醫、就學、住房等生活保障）。實際上，社會下層表達的客觀需求也是社會上層的客觀需求，因為后者也同樣離不開衣食住行、就學、看病、養老等。只是由于他們的財力在支撐體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們也有這類客觀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見，社會下層的需求是全社會的需求，而社會上層的要求則未必是全社會的要求。需求與要求還有一個區別：前者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比較穩定，而后者則可能在短時間內變來變去。

為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觀需求，而不是隨意表達的要求或轉瞬即逝的觀點。

當然，客觀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有飯吃、有衣穿是最關鍵的需求。但進入比較高發展水平以后，這類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開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寬敞舒適一些、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與時俱進。這就要求各級干部在聽取社會各階層表達出來的要求的同時，不斷深入社會底層，關注他們變化著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代表必定是一個能動的建構過程。

（四）怎么代表？

人們通常把群眾路線看作共產黨傳統中的民主決策方式，但群眾路線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國歷史上，正是把群眾路線作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參見劉少奇在七大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中國共產黨把億萬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帶上了政治舞臺，[40]而億萬民眾的覺醒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馬克把以群眾路線為特色的中國體制稱之為“準民主體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41]群眾路線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關于群眾路線的論述汗牛充棟，毛澤東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42]

在代議民主中，代議士與民眾的關系集中發生在競選期間。一旦當選，具備了行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代議士便獲得了自由裁量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來代選民做主。如果代議士在任職期間也會接觸民眾的話，那也主要是競選動作，為的是博得選民的青睞，以便在下一輪選舉中再次當選。因此，他們傾向做那些有利于鞏固與擴大自己選票基礎的事，而對那些與鞏固、擴大選票基礎無關的事，則不聞不問，哪怕這些事正好對民眾有利。對代議士而言，參與投票的選民才是爭取對象，才有接觸的必要；而對那些不參加選舉的民眾，則可忽略不計。而不參加選舉的民眾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層民眾。

群眾路線不同，它要求各級干部“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43]“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44]這里所說的“群眾”即“人民大眾”，與“人民”同義；而“人民”首先是指工農兵和其他勞動人民。[45]

為了彌補代議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進步學者倡導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為普通民眾創造更多能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機會與渠道。[46]即使與民主程度更高的參與民主相比，群眾路線也獨具特色。[47]圖2將群眾路線與公眾參與進行了對比。

圖2展現的是群眾路線與公眾參與的理想狀態。兩者的第一個差別是圖中的箭頭指向。公眾參與的箭頭由利益相關群體指向決策者，這是指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利益相關群體有權闖進去，影響決策；但這也意味著，決策者不必邁出議事殿堂（見圖2：A）。群眾路線的箭頭由決策者指向利益相關群體，這是指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必須放下身段，主動深入到利益相關群體中去，它是決策者的義不容辭的責任（見圖2：B）。